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第7/8页）

自1979年重建以来，尤其是在卢嘉锡院长任期内，作为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取得比1955—1957年学部初建时还要大得多的事权，从评职称、评博士学位、评基金、评自然科学奖，到选学部委员、选学部主任、选院长，到协调科研工作、论证实验室、评议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学部委员，尤其是那些经常需要从外地来北京开会的学部常委，也因此而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四清”、“文革”等运动，他们普遍被耽误了十几年。他们本想在“科学的春天”争分抢秒地再做一些科研工作，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可在得到尊重、得到一些权力之后，他们的时间、精力也因此在行政管理事务上耗费掉了。

如果那些精力耗费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他们可能也会愿意做出一些牺牲。可是，现实并非如此，许多事情是管不好的，且会产生复杂的人际纠纷、单位间纠纷。拿前面提到的李继耕申请去意大利的事情来说，科学院外事局让我们提意见。我想，这种事情提到学部委员会上去讨论不是很可笑吗？就由我们办事人员拿个意见吧。于是我们就根据前面讲过的理由给出了一个否定的意见。结果李继耕来我们学部闹，并把学部的相关公文拿了出来。其实这都是违反办事规范的。作为一个主管部门，外事局本来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更不应该把我们应他们的要求而提的建议拿给当事人本人或所在单位看。怎么累我们都没意见，可权力部门把好事留给自己，把责任推给学部，让我们感觉很闹心。

学部的前述工作，有一些（譬如说评基金）是面向全国的，大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也有大量的工作是科学院内的。不少学部委员，尤其是学部中的院外常委因此叫苦连天，比如水利部就有专家公开说：“我吃水利部的饭，天天替科学院干活。”

学部变为咨询机构

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有许多学部委员并不是很乐意来学部从事繁重的评议、管理工作。他们更重视的，是学部委员这个头衔所带来的荣誉。自1955年成立学部以来，学部委员一直既是荣誉又是工作职称，政府更多地把学部委员当成工作职称，而学部委员们则更多地把这个头衔当成荣誉。1963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迪希望中国授予他一个荣誉学位。给什么学位呢？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把硕士、博士学位制度都给否定了，而试图重建的院士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给艾迪一个“中国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的称号，且明确告诉他，“学部委员”的英文名为Academician，也即西方国家的“院士”。1981年我们制定科学院试行章程时，一度在草案中把“学部委员”被定位为工作职称，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结果在第四次学部大会上讨论时，遭到学部委员们的强烈反对。最后，在正式通过的试行章程中，有关学部委员的职称性质和任期的条文被删掉，只保留了“学部委员在全国优秀科学家中遴选，经中国科学院各学部的学部委员会议选举产生”。1984年，在第五次学部大会上，学部委员更被明确定位为“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

1987年，周光召院长上任，改革科学院的体制，把学部的办事机构和学部剥离，让前者成为院属专业局。其中，生物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了生物科学与技术局，技术科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了技术科学与开发局，数学物理学部和化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数理化学局，地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资源环境科学局。学部委员们终于可以免掉一些事权，主要享受学部委员所带来的荣誉了。剥离绝大部分事权后，各学部主要负责学部委员增补和咨询工作。鉴于事务不再繁忙，为精简机构，1990年，五个自然科学学部的办公室又组成了学部联合办公室（现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以后它就不再有大的变化，算是基本确定了自身的职能。

学部的咨询工作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动接受外界（主要是党和政府）的咨询，另一类是就重大问题主动向党和政府献计献策。我于1987年退居二线，1991年正式退休，对相关事宜的参与多不深。但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并没有多少国家的重大决策在决定前咨询了学部并因学部的咨询意见而做出了重大改变。

科研究竟应该由谁来管理？

我本来想学医，且当年是作为研究生被分到科学院来的，不料阴差阳错，做了几十年的科研管理。退休后，我不想吃白饭，又写了一些与科学史和科研管理有关的文章。回顾完我所亲历的学部历史之后，我想谈一谈我对于科研管理工作的体会和感想。

科学技术研究究竟应该由谁来管理？这是长期困扰中国的一个问题。20世纪50年代，曾经设想过在集权体制下由内行来管理，中国科学院因此于1955年建立了学部委员制度，学部委员、学部主任一度被赋予审议研究计划等“学术领导”的事权。可他们的这个权力在两年之后即因反右派运动而实际停止。1980年重建学部之后，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再次获得“学术领导”的事权。可几年之后，他们又主动放弃了这种权力。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1）创新是十分微妙的，很多时候是凭直觉来做，在取得突破之前，可能当事人都难以讲清楚为什么要如此。对于做什么题目，选择什么研究对象，用何种方式来做等问题，外人即便有很高的学识，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2）现代科学十分庞大，学科、领域很多，不太可能每个领域都有学部委员（院士），即使有一个、两个，他们也难以有精力去领导全国的有关研究。除了评审他人，他们还应当做自己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让他们做太多的管理，他们不胜其累。（3）人事、财务等更具实质性的权力掌握在党的行政机关、行政干部手上。没有这些在配套中更具决定性的权力，“学术领导”只是一句空话；而和行政机关、行政干部协调好有关人、财事宜，是相当艰难、复杂的事。科学家们乐意享受学部委员（院士）头衔所带来的名誉和声望，而不大愿意做“学术领导”这种费力而难以做好的事。

专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是有限的，对别的专业而言，他们也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这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成为惯例。拿中国科学院来说，在当时的党组书记张劲夫的主持下，学部的权力被架空，各研究所的科学家所长也纷纷靠边站，从上到下，都改由各级缺乏自然科学背景的党的干部来领导。如果外行领导尊重专家，能够听取后者的意见，那么，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果，并赢得科学家的敬仰。但他们之中，更多的是那种不“怕教授”、不听取专家意见的。他们在“大跃进”时瞎指挥，导致极大的破坏。1962年召开广州会议时，科学家对此多有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