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养成教育与召集教育（第3/3页）

4. 主校政者乏人才：战前各兵科学校成立时，人才、设备、器材俱称一流，如以王俊长步校、邹作华长炮校、林柏森长工校，均一时俊彦，各校声誉日隆，成效卓著。中央办庐山、峨眉、珞珈山等训练，有关的军事演习，均由各兵科举校派员举行示范，益增教育效果。加以各校教育长不仅为该校负责人，同时也是大本营参谋总长何应钦的特业参谋顾问，每有重要会战及国防会议，无不参与机要，成绩斐然。抗战爆发后，各校教育长纷纷调为大本营或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幕僚与指挥官，优秀教官也多调部队服务。继起者学养多不如旧人，甚至有非本兵科出身者，加以学校辗转迁移，器材损失，物价高涨，生活艰难，故教育水准大不如昔。[64]

5. 受训者素质低落：据统计，各军事专校历年所收学员，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均为未受过养成教育者，且其素质，日益低落。由于程度太低，不但学校不能按照计划施教，学员本身也多不能接受所学，遑论期以改良部队之责。[65]

6. 实验与研究功能未发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已将兵科学校视为实验与研究机构，凡有新的编制和战术，均由兵学校率先加以实验和研究，如美国步兵师的编制由二旅制改为三团制，即是由其步兵学校先加以实验；又如德军的强袭战术，也是德国工兵学校研究的结果。但是召集教育的实验及研究功能，必须有人才、器材、设备，方能发挥，但是战时中国兵科学校的器材和设备，尚比不上部队，故无法拥有实验和研究的功能。[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