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南归

二兄大鉴：久未会晤，渴念殊深，如有公暇，务乞驾来一叙为盼。

弟中正手上（十五年十一月廿二日）

二兄大鉴：渴念既殷，欲言无由，特属岳军兄面达一切，尚祈不吝教益，共底于成，是为至祷。敬颂大安。弟中正手上（十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以上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先生由广东北伐，抵达长江，武汉已下，正拟东征，戎马倥偬之际，给膺白的两封信。那时我们家在天津，张岳军先生亲自送信到津后，面述蒋先生传语，并与膺白讨论当时国民革命军形势。膺白斟酌公谊私交，两不容己，遂决定南归。其时京汉、津浦、沪宁诸铁路线都在直奉军阀势力下，他坐船由海道到沪。在沪观察及准备几件他可效力之事，即换船到汉口与蒋先生晤面。他们之间，差不多十年不见了。

膺白这次南归完全为国家和朋友，他一点没有为自己。膺白深悉中俄外交关系，以及俄国所占我们自东北以至西北广袤千里的土地。前章记过上海《申报》六十年纪念征文，他自定的题目为“中俄划界问题草议”，列表举出失去的土地面积方里，意在提醒下一代。

膺白南归时北方的局势大概如下：

一、冯玉祥的“国民军”。被直奉联军所迫，向西北总退却。冯下野赴苏俄，全军瓦解。冯由苏俄归，整顿旧属，加入国民党，所部仍在西北。

二、张作霖的“奉军”。张宗昌等“鲁军”附丽之，举足轻重。“直军”吴佩孚部之在京汉线者正不利，不得不向奉张屈服。称霸东南之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自赣省为国民革命军所得，浙省内部不稳，内外受敌，亦向奉军低首乞援。沿津浦线之直隶、山东、江苏，都入奉鲁军之手。

三、吴佩孚、孙传芳如此，“直军”已成强弩之末。但不屈于国民军，亦不屈于国民革命军。

四、阎锡山的“晋军”向少出境，阎曾隶同盟会，在丈夫团之内，山西还有温静庵（寿泉）先生亦属丈夫团人。

五、其他队伍。或属于此，或隶于彼，即段祺瑞之“皖系”，亦已不成势力。

六、北京政府，仍为国际所承认的中华民国政府，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其来由于几派军人势均力敌不相下，收渔翁之利；其去亦因几派军人势力之有消长，“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之”。有人论他梦想以往的权力，而未悟以往的错误，似近确论。北京最后一段时期，为张作霖所号称的“安国军”，他支配北京政府，号召反对共产。

我家在民十四年（一九二五）底已搬天津，先搬两个孩子：熙治和外孙女晓敏。膺白和我支持到国民军退却，无须再为国民军而敷衍段执政时，然后出京。我家仍住天津意租界。这时直隶省督军名褚玉璞，似为张宗昌一系人物，我们与这派人无一点关系。省政府的民政厅长柯君是《新元史》作者山东柯劭忞之子。柯君的太太无锡薛氏，诸姊妹与我及程远帆太太陶虞笙均同过学；程太太带蒋梦麟先生出京，即搭乘柯太太车上包房，有护兵守门，柯太太不知其为蒋梦麟也。此事经过前后均由程太太告我，梦麟先生到津亦曾来吾家。我们与柯家并无往来，然因褚能用书生，因此对省政府少恐惧心。膺白在天津有过几年历史，社会上人缘还好，我们都能静得下来，深居简出，在家读书，这次我有自己的书桌，不再为侍坐的书僮了。

我们并不知道直隶省政府检查信件的职员中，有一膺白辛亥时旧部徐季实（继奭）在内，一次他查到一封由上海来的信，觉得不妥，暗送在津另一旧同事朱达斋（豪）转到吾家，他自己避嫌不敢来。因此我们在津与外间通信很少，重要的信都专人送。以上蒋先生的两封信前后日期隔一个月，想见欲言无由之深意，以及当时通信之慎重，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信笺”，居然到了天津。

南军北伐，从来没有到过武汉，蒋先生实是第一人。太平天国时不过掠扫两湖，不如这次蒋先生之整军经武而至。我们看到这张信笺时，一切其他的顾虑全部丢开，不胜奋发，不胜期待祷祝。

膺白所直接做的准备工作，大概如下：

一、财政。北京政府已濒于破产之境，上章述民十四（一九二五）在北京所开的关税会议因政局而中止。民十五（一九二六）胡馨吾（维德）先生将组阁，曾派黄伯樵君到津，与膺白商如何完成关会，俾得实行定议，以解财政之厄。膺白托伯樵面答：“关会所议定之二五附加税，为中国近时期内财政惟一续命汤，宜留作建设生产，不可用以维持残局。”馨老首肯其意；当时膺白写交伯樵的二页便条尚存，复影于后：

一、关会事务乃全政治之一部分。国家必须有根本一贯的大政方针，庶几一气呵成，厘可以裁，债可以理，而财政基础即于是乎定。否则厘不果裁，而自主仍托空言，旧债虽理，而新债不难继起，异日再发生整理问题时，将以何为担保？埃及惨祸仅六万万元之无担保债务而已。言念及此，寒心实甚。

二、为今之计，宜将关会经过及根本内容，彻头彻尾与各省共商，或亦促进和平联成一气之一道。合则并力进行，庶成固不必居功，败亦不至受过。否则事成以后，依然战争，依然起债，不出三五年，中国财政真正陷于绝地。尔时良心责备，其何能堪，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唱高调者或将以承认某种借款为我罪也。

三、一二两股进行过半，大致就绪。三股提案，弟出京前早预备草成。异日交通恢复，行旅自由，再当诣京请罪。

以上三条不过大概，望善为说辞。此二纸并盼掷还为幸。弟郛又启。

伯樵后南归任国民政府汉口市工务局长，此纸当属他尚在北京时事，我无从查出其的确日期。岳军先生与伯樵二人是膺白摄阁时首先电邀北来之人。岳军先生后任河南省警察厅长，河南是国民二军范围，他做到二军失守为止，与膺白亦已年余未见。伯樵在北京交通部，我们出京，他还留着。关税会议所议“附加税”，后来事实上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中，先后在广州、上海各大埠征收，国民政府成立始并入正税，而为自主后之新税则。国民政府初期所发各种“库券”，亦都以该项附加税为担保的。

我家在北方几年中，人事上与中国银行关系较深，这关系从不涉及私人利害。上章曾述过民五（一九一六）袁氏称帝，令中国银行停止兑现，上海中国银行副理张公权先生独不奉令而尽量兑现，此举影响社会、经济与人民利益颇巨，膺白忻慕这行动，自此与之交厚。吴震修（荣鬯）先生清末与膺白共事军咨府，辛亥又共事于廿三师，民二（一九一三）英士先生预定出国考察工商，他是拟议的随行人员之一，已先到东京，后以冯又微（耿光）先生之故，服务于中国银行。又微先生系前清军咨府厅长，民国后为中国银行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