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南归（第3/4页）

在牯岭过阴历年，不知哪一位发起，不要吃旅馆的西餐，请太太们做中国菜，那日每一个太太都出了力，摆一长桌的菜同吃。过年以后，渐渐的分批下山，第一批谭组安先生走，第二批张静江先生走。人们当时称谭、张两位为谭主席、张主席，称蒋先生为总司令，但亦称谭先生、张先生、蒋先生。张先生是行动不便的人，他已经坐上藤轿，蒋先生还赶到里面拿出一个枕头来，垫在他背后，我当时看了不胜感动。那时的蒋先生亦是世界上一个最年轻的革命领袖，不但英俊，而且在朋友间友爱谦虚。隔一日蒋先生自己亦下山。我们一批最后走的人，同车从莲花洞走的是孟余先生夫妇，季陶先生和邓演达先生。其时安徽、江苏、浙江还都在北军之手，正是劲敌当前，而武汉已开始内讧，蒋先生时时忧勤见于面色。我只知其下山系赴前敌，为保密规矩，连其他各人到何处都不相问。膺白与我是到汉口的。事先只知道一件事，季陶先生的任务是往日本。在车上，他和邓演达坐在一起，别人问他，他说和择生同往汉口，并说他的铺盖行李都是择生的当差代为料理，择生者，邓演达的号。我暗想戴先生东行的消息不确，难道要西至汉口再向东行？直到过了大半的路，戴先生忽然肚痛，将到九江，他说不能再走，请邓演达叫当差把他的铺盖行李放下。这段盘马弯弓之计，至此方才明白。

膺白在汉口一次演说称中山先生，次日报上大加攻击，谓为大不敬，我问该如何称，说称“总理”。膺白两个朋友的兄弟，后来都遇害的：李晓垣的弟汉俊，耿伯钊（觐文）的弟仲钊，此时都在汉口。汉俊死后，太太不白冤不肯出武昌城。仲钊死后，太太出家为尼。我们同情两个哥哥的伤心，痛惜两个弟弟的惨死。晓垣先生因此学佛，我们因劝他而反被他劝得亦学佛，这是后来的事。我们所住旅馆德明饭店，据说本来设备甚好，此时几乎水电皆不周，将关门情况。耿仲钊先生还是第一个来看我们，他问旅馆里有何不便，我几乎诉苦，忽然想起这是小资产阶级习惯，而即缩回不说。他请我到妇女会演讲，我不知应该说什么，而且我有偏见，男女同隶于四民，没有男子会何以要有妇女会，故亦逊谢了。李家的弟弟我没有见，膺白和他谈过。当时国民革命军每个军队里，都有政治部主任，大概是仿苏联办法，后来首被清除的是这批人。

我们在汉口先住旅馆，后搬市政府工务局的宿舍，伯樵、仲完是我们的主人。市长刘尘苏（文岛）夫妇原亦住在那里，他们搬出，空出的房间让我们住。苏联的一个歌舞剧团刚到过汉口，大概其中的女主角马露西很漂亮，轻松的谈天就是舞团和马露西的事，仲完还有其照片。街上常听到“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之歌。有人听错广东音“齐奋斗”三字为“吃饭茶”，说革命成功大家有饭吃有茶喝。一个社会在穷则思变的时候，人们心理往往一面兴奋，一面恐惧。伯樵为市工务局长，常有人来报告“逆产”可以没收，其时大家正要觅屋，仲完很怕伯樵被引动，她曾不安而私告我：“逆”岂可随意加人身上？没收私产亦不可随便。工务局到底没有做这些事。仲完自己却做一件极孩子气的事，她大概受苏联舞团的影响，买了一个广东货黑绸绣五彩花四围缨络的台毯，对合成三角形可作围巾。我一到她要我承认这是我送她之物，她当时亦在做事，自己有收入，不必用伯樵薪水，因伯樵不赞成这装束，故推作是我所送。

和我们同住在市工务局宿舍的，除伯樵、仲完夫妇，还有吾弟君怡，和尘苏夫人廖世劭之姊世勃。世勃是我北洋女师同学，且是好友。一日，她由妇女会工作回来告诉我，每次拟标语计无所出，该打倒的东西已都写了出来，这日写了几张打倒蚊子苍蝇的标语。打倒人类之敌，或社会之敌，要紧在行动不在写说，而行动的方法和后果，都要算计得有条有理。这些泄愤式的标语，打草不惊蛇，徒长自己虚骄之气，养成许多浮躁不负责任，以消极为积极的人，国家受累很久。

那时应酬场中，最时髦而显得重要是提起鲍先生、鲍夫人；鲍先生就是苏联顾问鲍罗廷。据闻政治会议最后的决定由他，他并不出席会议，开会要决议时，主席起来打电话给他，然后定议。有一次几个熟人坐着谈天，我不知如何谈到土耳其，膺白急用眼色止我。我少时读书，世界上有两个不可救药的老大帝国：一是中国，一即土耳其。对土耳其的革命，我一向瞻望着以卜我们自己国家的命运，老早看关于凯末尔的书。鲍罗廷未来中国以前，先在土耳其帮他们革命，土耳其革命成功，厌恶苏联压迫，将鲍赶走，所以提到土耳其是犯讳的。那时要人们纷纷送子弟往苏联去，不去的嘴里亦说着要去，没有儿子的想送侄儿去。市上百业萧条，一件小事我甚奇怪，色彩极“左”的妇女还要在被打倒之列强店铺买应用品，不禁感到身体力行之难。然国民革命军治下，妇女地位之提高，是一件大事。职业妇女亦日渐多起来。

蒋先生和总司令部在南昌，而膺白到汉口，他到汉口的任务为何？他没有分析告诉我，他的动作和方向，大概是外交和经济。此时国民革命军的方向是东征而不是北伐，一到上海，这两个问题不但不能避免，而须面对。且为国民政府成立最要紧的事。这两个问题亦分不开，国民党若要改变一面倒与苏联的办法，日英两国是不能不首谋谅解的。此事不但共产党和左派所不喜，即右派亦未必能统筹全局，注意到此。蒋先生是当家人，见到最早。上述戴季陶先生赴日之事，即转风试探的一例。有蒋先生要膺白到日本的信，已是到南京后的事，后将照录，膺白无暇，亦未肯去。办日本外交是外难应付，内不讨好的事，办之无益，不理则有害，而为国家，则系近在咫尺不可逃避的一个题目。在汉口，膺白见过日本总领事高尾。

我们将离开汉口的一日晚，世勃在寓叫厨房添做几样菜请我，平常，同寓的人各以便分吃，这日都被请同座，只膺白一人预有他约，他知世勃是我好友而难得相聚，坚请勿改期。吃未半，有人来叫伯樵出去，过一会伯樵回来又叫我出去，原来得到密报，激烈分子本日会议将有不利于膺白，决定动手。已问过市长刘尘苏，不能证为无事，请教卫戍司令陈真如（铭枢），亦表示无力。在此情势下，他要我整理一包膺白应用物品，赶往膺白席间，阻其归寓。我们商量到何处去，伯樵建议只有日本同仁医院。得我同意，他去接膺白住院，再来接我。世勃不知就里，难得叙旧，絮语甚欢。我到医院已近午夜，与膺白相见，不期说出一句同样的话：“不料在北方多少年不肯做的一件事，今日竟在国民革命军下做了。”除亡命期间，我们没有临难托庇外人宇下之事。第二天早上，陈真如先生到医院来访。这天夜里我们坐船到九江，过了几日，到南昌，住在总司令部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