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南归（第2/4页）

每逢政潮起伏，银行界神经最锐敏，中国银行则总由吴震修先生来访膺白，膺白必尽量解说他所见到的来根去脉，往往不到一小时，吴君得到推演的概观以去。膺白第一次任教育部长时，教育部因欠薪太久，将公事装送国务院而关门罢工，已半年以上。隶属于教育部之国立八个大专，大半没有校长。没有校长的原因，是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干涉校务，拥甲拥乙不同，旧校长不交代，新校长难到任，而欠薪亦然。许多难题中，发部与校之欠薪是解决办法之一。膺白颇拟向中国银行借一笔款以济同僚，以为凭他若干年来的“无私”人格，从未开过口要借钱，这次一定成功，结果弄得很僵。中国银行问：是膺白自己要借？抑为政府借？如为政府，须总税务司给以担保。中国财政靠关余，关余者海关税扣去外债以后的剩余。关余是中国输入超过一现象，财政筑基于此，近于自杀，言之可怜，而海关洋税务司操予夺之权，当时的总税务司安格联无异太上财长，更可伤心。膺白回答中国银行：个人用不着借钱，公家则急如星火。然终究不能通融办理。这次他赴汉口以前，中行允他在汉口中国银行可以信用透支壹百万元，供蒋先生饷项，他手里有给汉口中行经理汪翊唐（时璟）的凭信。

二、外交。膺白在关税会议熟识了日本币原外相之股肱佐分利贞男氏，他们深谈过不少次，我家搬天津后佐氏还来过几次。所讨论多关中日两国各自百年之计，膺白希望日本人在大处着眼，以中国之和平统一为利，勿再利用中国之继续内争，中国分崩日本未必有利；题目虽甚广泛而原则如此。国民革命军北伐，日本政府派佐分利南来视察，他是同情中国改革，颇存期望于革命军的一个人。国民革命军进南京之日，不幸有军队抢劫外人之事，在后面《宁案》章中当再述及。其时停泊在南京下关之英、美兵舰均开炮，独日舰奉命不许炮击是其一例。

三、军事。膺白反对内争，他自己屡说屡写，我复述亦不止一次，能缩短战祸最所希望。细察北洋军阀虽成尾声，然直奉合作，则北军势力尚在国民革命军之上。长江流域及近海一带人民，乡土观念较轻，且受北军驻防侵略有年，厌恶北军之心理，有助于国民革命军者甚大。出长江后，北上至黄河流域，这些有利条件逐渐冲淡，反之加强了北军的乡土观念，故用兵亦渐困难。膺白之意，在北方之阎锡山、冯玉祥两个力量，或思想、或历史、或友谊均可与国民革命军合作。若蒋先生能引阎、冯为同调，这个中心力量可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这是他一厢情愿的希望，对此亦相当努力，可惜仅奏一时之效。万不料后来为打阎、冯，耗去自有内战以来最大的国力，且引奉军再入关，糜烂华北，空虚东北边防，而有日本侵略满洲之事，这已是膺白居莫干山之时了。膺白亦早没有知道国民革命军内部粤、桂种种派系，派系是我们本性上厌恶的两个字。

四、社会人心。一般人皆渴望中国进步，而进步须从和平统一开始。北洋军阀为和平最大障碍，无法对之再存希望，亦众所周知，然同时畏惧恐怖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之后果。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北伐到武汉，军事节节胜利，但所到之处，人不安居，不乐业，于是招致其他各地之踌躇，反足以延长军阀之命运。民国十四十五年间，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我家在天津英租界墙子外有地数亩，忽然获利倍蓗，这笔意外收获后来经营成为莫干小学的基金，是我们亲身所历的一例。那时的北方，不但军事，亦是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那时的中国人还不知道逃避资本到外国为生之理。膺白觉得明示政策，使国民有所了解，是极重要的事。从汉口、南昌到上海，他一直努力这件事。他不是党员，不能在党发言，只能对蒋先生说。蒋先生几次要他入党，他每次拒绝，拒绝的理由即为不赞成党的办法。现在想来，他究竟何者为是：入党而发言作主张？抑只能对蒋先生说说；为社会人士留个公道？他自己和我都取后者。我们在汉口、南昌时，只知党内一派人如何使蒋先生为难，不甚深知党究竟是如何积重难返之势。后在上海，膺白有一次晚间到蒋先生处，临行关照带铺盖，预备坚决陈说，时间不够，即留宿在蒋先生处。张公权先生看见并还记得这件事。

膺白由天津经沪到了汉口，电嘱我南下。此时熙文夫妇已返沪任事，我携晓敏同行，而留熙治在津，托妹性元照料。我这次南归，海航江航都坐洋商船，这在本国还是初次，以前我只坐过招商局的船。我从天津坐“通州”轮到沪，放下晓敏，换船到九江，我已经知道膺白在庐山了。他下山来九江接我，我们看看市面，甚为萧条，在旅馆一宿，次日即上庐山。若干年后，我始知我在九江坐的轿子，原来是周静斋（雍能）先生借坐的，周先生其时为九江关监督。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包租着牯岭仙岩旅馆全部，一所楼房，一所平房。平房除客厅饭厅外，有两组卧室，较大的一组本是蒋先生住，小的一组膺白住。我到山时，蒋先生已经搬住另一独立之屋，我们就住了他空出来的一组。和我同来的许静芝君住膺白原来的房间。因饭厅客厅都在这所平房，且有火炉，故在楼房的人常来聚在一起，蒋先生亦来同吃饭。旅馆里的侍者屡次将蒋先生和膺白的饭巾圈放在相接座位，蒋先生倘比另外的客人先到，总把已摆好的座位摆动，将一套饭巾圈搬到远处，这种小节上他都如此精细。膺白差不多一天到晚在蒋先生处，不能吃饭再坐在一起了。护兵或副官中有前廿三师的旧人，称膺白为师长，有人误会师长就是老师。几位老同志一点不感觉有异，新的人不免窃窃私议。邓演达每天坐在走廊里看书，我见的是本德文书，走廊是出入必经之处，他看见我总要问答几句，“黄先生在何处？在蒋先生处？”等话。众人游山，膺白未偕行，他时常招呼我上轿下轿。那时国民革命军妇女都不示弱，亦不是讲礼貌时代，我猜他或者听听我的论调和消息。在仙岩旅馆同住而常见的有谭组安（延闿）先生、戴季陶（传贤）先生、张静江（人杰）夫妇、顾孟余（兆熊）夫妇、何香凝和廖梦醒母女、褚民谊和医官秘书等。后来蒋先生和膺白不每次和我们同吃，有时吃了先走，故晚饭后大家留在饭厅谈天，那里有一只大火炉取暖。谭、张两先生有时到蒋先生处，不去而和我们在一起时，有说有笑，他们两位是在旅馆年纪大一点的一辈。季陶先生告我，在山与辛亥有关的人，以他和我二人年纪最小。他喜欢讲故事，有渲染，加一点工架，我笑说：倘入史馆，要写“戴先生世家”。有一次晚饭，邓演达闹酒，想闹醉大家，结果他自己大醉。谭先生的酒量最好，举重若轻，他告诉我们，少时陪长辈座，奉命喝酒，故训练有素。我那时还不大懂得汉口方面情形，虽然我有一点读历史方法，时事经过我知，可因前后线索而了解记住。我并不喜欢自己的便宜处，反而时时防范自己，膺白不说我决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