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媚娘瓮中捉鳖，李贤暗动杀机

一、伎止于此

仪凤二年（公元677年）春，久病缠身的天皇李治宣布举行籍田礼，虽然百官担心他龙体欠安上书劝谏，他还是执意前往，在宦官的帮助下艰难地犁了九垄地。帝王亲耕意在劝农，但李治的举动似乎另有深意，回想当年媚娘有孕他独掌朝政时的籍田，这次在天下臣民面前亮相又是要针对谁呢？

然而改元也好、籍田也罢，并不能真正有助于国事，大唐依旧被边庭纷争困扰着，就在李治亲耕后不久，新罗的战火复燃。

事到如今金法敏的用心已暴露无遗，什么谈判、称臣、遣使入贡全是假的，唐朝大军来了就笑脸服软，大军撤走便故态复萌，就是要凭山高路远、海表之隔将大唐的战意拖垮。大唐虽有强兵，一则道路遥远补给困难，二则吐蕃之患不得不防，三则高丽、百济的遗民久不顺服，面对新罗的反复无常也没有良策，更糟糕的是朝廷羁縻之策失当，错用高藏、扶余隆，加速了局势恶化。

高藏无疑是个尴尬人物，昔日渊盖苏文弑杀先王，将其扶上高丽王位。他这个国王从一开始就是傀儡，权力都把持在渊氏父子手中，被人操控半辈子，糊里糊涂就成了亡国之君。虽然李治表现出胜利者的大度，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却有职无权。如今情势变化他又被派回辽东，任辽东州刺史、朝鲜王。虽然大唐宣称要帮他复国，但很明显这个朝鲜不同于原来的高丽，只是一个大唐用来统治辽东的傀儡政权罢了。高藏已当了太久的傀儡，再不想听人摆布，一回辽东他就私下与旧部接洽，企图真正复国，惜乎做事不密，很快就被朝廷察觉了。李治怒不可遏，火速派人将其抓捕回京。

高藏获罪又影响到另一个傀儡扶余隆。原百济王子扶余隆被朝廷任命为熊津都督已有多年，此人生性胆怯，惟大唐之命是从。然而自从与新罗开战以来，他的表现实在不堪，先前新罗侵犯百济旧境，他不敢抵抗闻风而逃，坐视城池失陷、部下流散；唐军反击他也不肯出力，畏惧敌人再来，赖在北边不敢回都督府。高藏获罪后他更逮住理由，声称要避嫌，忙不迭地弃官逃回洛阳。

高丽、百济旧境就此陷入混乱，大大小小的义军蜂拥而起，新罗趁势攻城夺地，收编武装。此时唐军只剩薛仁贵独撑局面。他因大非川之败获罪，本就是将功折罪，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但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唐，又孤悬海外寡众悬殊，勉强取得两次小胜后终在伎伐浦惨败，折兵四千，伤者无数。薛仁贵无可奈何，只得带领残兵渡海回国——至此，大唐又失去了对新罗、高丽、百济三国的控制。

消息传至长安，李治欲哭无泪。从贞观十八年至总章二年，两代帝王苦心孤诣征战二十五载，耗费无数辎财，万千将士搏命沙场换来的对三国的统治，仅仅维持十年就失败了。更可恼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却给别人做了嫁衣，原本弱小的新罗成了最大赢家，吞并百济以及高丽一半的土地，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对李治而言消灭高丽是他超越父皇的证明，如今这项功绩丢了一大半，无论对他的信心还是病体都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以致风疾日渐严重。为了夺回失地挽回颜面，他强撑着宣布整备兵马再征新罗，无奈文武百官和太子李贤力谏，痛陈国家内外忧患，李治再三权衡最终作罢，暂命李谨行坐镇辽东暂作防御，并派投效大唐的盖苏文之子、右武卫大将军泉男生持节赶往辽东，宣扬圣命、安境抚民——百济之地全失，新罗大军已推进至大同江，尚在大唐手中的还剩半个高丽国，赶紧保护好这片土地，绝不能再丢啦！

安排已毕李治余怒未息，下令削去高藏一切官爵，流放邛州（今四川临邛）；革去扶余隆实职，命其闲居洛阳，不得觐见。薛仁贵也再度获罪，又被流放象州（今广西来宾），这位昔日立有救驾之功的大将彻底失宠，耳顺之年潦倒岭南。

停止东征无疑是明智的，此时最大的强敌不是新罗，而是吐蕃。而且据北方诸州传来的消息，臣服已久的突厥也蠢蠢欲动，这个隐患也不可不防。眼下当务之急是操练人马、休养民力、积累财富，以备应对西北可能发生的战事。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方至四月又生变故，尚书右仆射戴至德中风病倒。前番张文瓘卧病，刘仁轨领兵在外，高智周、来恒都不是独当一面的角色，于是在文武百官推举下，太子左庶子张大安跻身相位，同中书门下三品——固然张大安是凌烟阁功臣之子，资历深、学问好，但此举首开东宫官晋升相位之例，足见太子对朝政的影响之大。对此媚娘并未表现出丝毫不快，反而乐观其成，但是病魔缠身只能顺从众意的李治又作何感想？

也是时气不佳，五月份河南、河北又出现干旱，正在养病的李治得知消息，决定派使者到各州安抚百姓。侍御史刘思立上疏称：“今麦秀蚕老，农事方殷，敕使巡抚，人冀天恩，必聚集参迎，妨害生产。既行赈给，须立簿书，无驿之处，劳扰更甚。农忙时节，废须臾则亏岁计，不如委州县赈给，待秋后闲时出使查赈，给政绩，行褒贬。”天子使者巡抚各州，虽说打着赈灾的旗号，可到哪儿不是远接高迎？有的地方官为了往上爬，聚敛民财逢迎钦差，反倒给百姓增添困扰。李治览奏而悟，改由各州刺史查访赈济。

众宰相谨遵圣命督办此事，李贤也很体恤百姓疾苦，没少为此事操劳。以往朝廷政务之所以纷乱不断，皆因中宫、东宫之争，现在媚娘当起“好好先生”，政务反倒比先前和顺许多。不出两个月光景，受灾百姓得到赈济，民间对太子以及郝处俊等相赞誉颇高。似乎鉴于政通人和，李治又静极思动，鼓励百官向朝廷谏言。

很快，一份抨击选官制度的上书引起关注：

今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虽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尽心卉木之间，极笔烟霞之际，以斯成俗，岂非大谬？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

上这篇奏疏的只是一介小吏，胆子却很大，不但指出科举取士的弊端，还明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将根源归结到皇帝身上。实事求是地说，李治力倡科举与他酷爱文学诗词有关，但理由绝不仅于此。一者，他的皇位是斗倒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才稳固的，推行科举也是为了遏制权门东山再起；再者，取士要有明确的标准，以德选才固然好，但德行优劣的准则是什么？“举孝廉，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没有标准空谈唯德是举，终会沦为家族背景、官场人脉的比拼。反之，科举取士虽存在许多弊端，使不少有才无德的小人混迹朝堂，但相较察举、恩荫还算公允，毕竟向寒微子弟敞开了仕途之门，维系了王朝稳定，不能因一瑕而毁全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