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第5/9页）

筹备和组织这些特遣队是纳粹最恶毒的罪行。除了那些务实的考虑（节省人力，通过他人之手来完成最残忍的任务），还有一些更微妙的动机。这项制度代表着纳粹试图让他人（尤其是受害者）来承担犯罪的责任，甚至借此剥夺他们无辜的慰藉感。重新挖开邪恶罪行的深渊，是一件既不容易也不惬意的事情。但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得完成，因为昨天犯下的罪行，有可能在明天重演，再一次施加到我们或我们的子孙身上。对于几十年前的残酷暴行，人们往往倾向于做个鬼脸便转身离去，关闭自己的心扉：这是人们必须抵制的一种倾向。事实上，特遣队的存在有着一种含意，一个信息：“我们，优等民族，是你们的毁灭者，但你们并不比我们更好；如果我们愿意，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我们不仅可以毁灭你们的身体，也可以毁灭你们的灵魂，正像我们毁灭自己的灵魂一样。”

一名匈牙利医生，米克罗斯·尼兹利（Miklos Nyiszli），是奥斯维辛最后一批特遣队中极少数幸存者中的一员。他是一位著名的解剖病理学家，验尸专家，比尔克瑙集中营党卫军的主任医师，接受门格勒（Mengele）的领导。门格勒（在几年前去世，逃脱了正义的审判）给予他特殊对待，几乎把他视为一位同事。尼兹利所接受的任务是专门研究双胞胎——事实上，比尔克瑙正是世界上唯一有可能研究被同时杀死的双胞胎的地方。应该顺便说一句，对于他的任务，尼兹利似乎也没有格外反对。尼兹利还是特遣队的现场医生，因此与特遣队员有密切接触。而他回忆起一件在我看来相当重要的事情。

正如我所说的，党卫军从集中营或新到的囚犯中仔细挑选特遣队员的候选人，而且毫不犹豫地当场消灭任何拒绝或看起来不适合其职责的囚犯。党卫军对待新囚犯，正像他们在所有囚犯（特别是犹太人）面前一贯的表现——蔑视和冷漠。他们早已被灌输的理念：这些人是卑鄙的生物，德国的敌人，因此并不配拥有生命，最好应该强迫他们劳动，直至劳累而死。但他们并不这样对待特遣队的新队员——在一定程度上，党卫军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同类，现在，和他们一样是非人的禽畜，在强加的同谋中，依靠罪行的纽带，绑在同一条船上。因此，尼兹利讲述了在工作间隙，他参加了党卫军和特遣队之间的一场足球赛，一队球员代表守卫焚尸炉的党卫军，而另一队球员代表特遣队。其他党卫军士兵和特遣队员观看着这场比赛，支持着自己的球队，打赌，鼓掌，为球员加油，似乎这场比赛不是发生在地狱的大门口，而是平常的庄院中。

对于其他囚犯，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甚至连想都不敢想。但对于他们，对于这些“焚尸炉乌鸦”，党卫军却能与他们在球场上平起平坐，或者说，几乎如此。在这个“停战协定”的背后，人们能听到魔鬼的笑声——这需要付出代价，我们成功了，你们不再是异族，对立种族，“千年帝国”的宿敌；不再是拒绝崇拜偶像的人们。我们降服了你们，腐蚀了你们，把你们拉到底层，同我们在一起。你们同我们一样，你们这些骄傲的人民——身上沾满了自己同胞的鲜血，就像我们，就像该隐，杀害了他的兄弟。来吧，我们可以一起玩。

尼兹利还讲述了另一件值得深思的往事。一批刚刚到达集中营的囚犯被杀害了，毒气室里堆满了尸体。特遣队正完成他们可怕的日常工作，整理纠缠在一起的尸体，用水龙冲洗它们，再把它们送到焚尸炉中。但他们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个仍然活着的年轻姑娘。这是个意外，绝无仅有；可能人们的尸体在她周围形成了一圈壁垒，为她隔离出一些可以呼吸的空气。人们都不知所措。死亡是他们每时每刻的工作，死亡是他们的习惯，因为，准确地说，“做这种工作，人们要么第一天就疯了，要么就慢慢习以为常”。但这个姑娘还活着。他们把她藏起来，让她暖和起来，带给她牛肉汤，询问她的经历：这个姑娘只有16岁，她迷失了时间和空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经历了闷罐车厢的押运，残酷的初选，被剥光衣服，再走进从未有人生还的毒气室，但她并不能理解这些经历。尽管她不能理解，但她见证了一切，所以她必须死。特遣队员们清楚这一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也必然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杀害。但这些在酒精和每天的屠杀中堕落的奴隶们已经被改变，他们的面前，不再是不知姓名的乌合之众，不再是一群惊弓之鸟，不再是从闷罐车厢中走出的被吓呆的人群——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人们会不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曼佐尼的小说《约婚夫妇》（The Betrothed）中，当孩子塞西莉亚（Cecilia）死于瘟疫，而她的母亲拒绝把遗体扔上堆满尸体的大车时，“恶臭的莫纳托”（foul Monatto）的犹豫和“出奇的尊敬”呢？像这样的事情让我们震惊，是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人应该与自身相和谐、一致而统一。但我们并不应该为此而惊讶，因为人并非如此。尽管违背了所有的逻辑性，但怜悯和残酷能在同一个时刻共存于同一个人。而且，怜悯本身也不具备逻辑性。我们所感到的同情和与之对应的痛苦并没有比例关系——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一个人所引发的同情要远多于无数遭遇了同样痛苦的人，只不过后者的形象湮灭在历史的阴影中。也许这是世间的必然。如果我们不得不体验并能体验到每个人的痛苦，那么我们将无法生存。可能，只有圣人才配拥有这种悲悯众生的可怕天赋；而对于运尸人，对于特遣队的成员们，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最好还是把我们零星的同情放在个人、邻居和伙伴身上——那些站在我们面前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在我们天生有限的感官范围内的人。

特遣队员们叫来了医生。他为姑娘打了一针，使她恢复活力。没错，毒气并没有发挥作用，她会活下去，可她能去哪？又怎么活下去呢？就在这时，焚尸场的一名党卫军军官穆斯菲尔德（Mushfeld）来了。医生把他叫到一边，告诉他发生的事情。穆斯菲尔德犹豫了一会，然后做出决定——不，这个姑娘必须死。要是她的年纪再大一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会更聪明些，也许可以相信她能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保持缄默。但她只有16岁，不能被信任。然而，他并没有亲手杀死她。他叫来一名下属，命令他通过脑后的一记重击杀死了她。然而，穆斯菲尔德并不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除了每天例行的屠杀他还独断专行、变化无常，尤其热衷于发明和“改良”各种酷刑。他在1947年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在克拉科夫（Krakow）被绞死。这很好，但即使他也不能算作铁板一块。如果生活在其他环境和年代，他的行为可能和普通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