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第6/9页）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 Karamazov）中，格鲁申卡（Grushenka）讲述一个小洋葱的寓言故事。一个恶毒的老女人死了，坠入地狱。但她的守护天使检查她的记忆，发现她曾经有一次，仅有一次，把她从花园中挖出来的一个小洋葱施舍给了一名乞丐。于是他取出那个小洋葱，递给她。那个老女人抓住小洋葱，飞出了地狱的火焰。这个寓言总是让我反感：什么样的衣冠禽兽会在一生中不曾送出一个小洋葱这样的礼物？即使不送给其他人，也会给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他的狗？一份稍纵即逝的同情当然不能赦免穆斯菲尔德的罪行。但是，它足以让他置身于灰色地带——建筑于恐怖和顺从上的政体所滋生的模糊区域——尽管极为靠近它的边缘。

审判穆斯菲尔德并不困难，我不相信特别法庭在判决他的罪行时有任何的迟疑。在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特遣队员时，我们审判的能力和需要就变得畏步不前。我们马上会发现问题，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急切地寻找答案，以便能够对人性重拾信心：他们为什么接受这份工作？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情愿去死？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允许我们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份工作；一些人反抗了，明知他们会死。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确定无疑的：来自科孚（Corfu）的400名犹太人，在1944年7月被招募进入特遣队，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拒绝接受这份工作，立刻被纳粹送进了毒气室。我们已经发现各种各样的个人反抗事例，都立刻被纳粹残暴地处死。特遣队极少数幸存者之一，菲利普·穆勒（Filip Müller）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同伴被党卫军活活地推进焚尸炉烧死。我们还发现了许多自杀事件，一些发生在被招募的时候，而另一些则发生在被招募之后。最后，我们不能忘记，在1944年10月，特遣队在奥斯维辛的历史上尝试了唯一一次绝望的反抗。

我们得到的关于这次反抗的信息并不完整，同时充满矛盾。我们得知，起义者（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五座焚尸炉其中两座的操作人员）极为缺少武器装备，也未与波兰游击队或集中营内的地下抵抗组织联系。他们炸毁了三号焚尸炉并与党卫军展开战斗。那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很多起义者设法割开铁丝网，逃出集中营，但很快被纳粹捉住。他们没有人活下来。党卫军立刻处决了大约450人。而在党卫军中，有3人阵亡，12人受伤。

因此，我们所了解的焚尸场上那些可悲的苦力们，是那些从一次筛选到另一次，情愿多活几个星期而不是立刻死去的人，那些无论如何都不会诱惑自己，或者被诱惑，亲手去屠杀的人。我重申：我相信没有人有权力去审判他们——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们没有权力，而没有经历过的人更没有权力。我愿意邀请任何敢于亲身作出判断的人，诚心诚意地，进行一个概念化的实验：让他想象（如果他可以），长年累月生活在一个犹太人隔离区，遭受着慢性饥饿、疲劳、混乱和羞辱的折磨；他已经见证到身边的死亡，他所爱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他与世界隔离，无法接收或发出信息；终于有一天，他被塞进火车，80到100人挤在一个闷罐车厢里；在无眠的日日夜夜，他被押送到未知的目的地；而最终，他被投进高墙中的一个无法理解的人间地狱。对于我来说，这真是“Befehlnotstand”（德语：“被迫服从命令”），并不是纳粹们在受审时有计划地、厚颜无耻地引用的借口（后来也被许多其他国家的战犯所引用）。前者是刻板的，要么服从，要么马上被杀；而后者则是权力中心的一种内部现实，可以通过某些手段得以缓解（实际上，往往得到缓解），职务晋升的推迟，温和的惩罚，即使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把反对者调往前线。

我所建议的实验并不让人愉快。韦科尔在他的小说《黑夜的武器》中尝试描写了这种情景，他称之为“灵魂之死”。即使在今天重读这本小说，我仍无法忍受其中唯美主义的文学辞藻。然而，确定无疑，它所直面的正是灵魂的死亡。现在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灵魂能在这样的考验中坚持多长时间而不会屈服或崩溃。每个人都拥有不为自己所知的潜力之源，但只有通过极端不幸的考验，我们才会了解自己的潜力是大是小，或是根本不存在。即使不考虑特遣队这个极端的例子，我们这些幸存者，在讲述我们命运的沉浮变迁时，往往会听到这样的回答，“如果我是你，我连一天也活不了。”这句话并不存在准确的意义——一个人永远无法变成另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如此复杂，试图预测人们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人们也无法预知自己的行为。所以，我要求我们以同情而严谨的态度思考“焚尸炉乌鸦”的故事，但要暂缓对他们做出的判决。

面对查伊姆·兰科斯基（Chaim Rumkowski）的故事时，我们会因同样的“无法判决”（impotentia judicandi）而束手无策。准确地说，查伊姆·兰科斯基的故事并不是一个集中营的故事，尽管它的结尾归于集中营。它是一个犹太人隔离区的故事。虽然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讲过这个故事，但它有力地证明了“压迫必然引起人类道德模糊性”这个基本主题，所以我必须承认它非常适合我们的讨论。从奥斯维辛回到家中的时候，我在衣袋里发现了一枚由轻合金制成的奇特硬币。我为了这一天而一直保留着它。它的表面布满了划痕和蚀缺，在它的一面上，有一个希伯来星（大卫之盾），1943年的日期，以及“getto”（隔离区）的铭文。在它的另一面上，铭刻着：“QUITTUNG ÜBER 10 MARK”和“ÄLTESTE DER JUDEN IN LITZMANNSTADT”，分别意为“收讫10马克”和“利茨曼恩市犹太元老会”。总之，这是一个在犹太人隔离区内使用的硬币。多年以来，我忘记了它的存在。后来，大约在1974年，我才能再次组织起这个迷人而邪恶的故事。

为了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俄国人的利茨曼恩将军（General Litzmann），纳粹将罗兹（Lodz）改名为“利茨曼恩市”（Litzmannstadt）。在1944年的最后一个月里，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内的最后一批幸存者被押运至奥斯维辛，而我很可能在集中营的地上发现了这枚已经毫无用处的硬币。

在1939年，罗兹拥有75万居民，是波兰最工业化的城市，也是最“现代化”和最丑陋的城市。这座城市以纺织业为主，就像曼彻斯特（Manchester）和比耶拉（Biella），城市中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工厂。即使在那时，大部分工厂也已经废弃。鉴于罗兹在东欧占领区的各个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纳粹迫不及待地建立了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并恢复了中世纪反宗教改革时期（Counter-Reformation）的犹太人聚居区政府，并以他们现代化的残酷使其愈加恶毒。罗兹犹太人隔离区，早在1940年2月便已成立，在时间上是第一个犹太人隔离区，而在人数上，仅次于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它有超过16万犹太人，一直到1944年秋天才被废弃。所以它是存在时间最长的纳粹犹太人隔离区，这必然归功于两个原因：它的经济重要性和隔离区主席复杂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