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Shame 羞耻（第3/5页）
1944年8月，奥斯维辛酷热难当。炎热的热带季风从空袭中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刮起阵阵尘埃。干燥的风吹干了我们皮肤上的汗珠，也让我们的血液变得浓稠。我们的劳动小队被派到一个地下室清理灰泥石块。我们都渴得难受——一种新的痛苦，而且，事实上，与原有的饥饿感交织在一起，更加重了干渴的程度。集中营里没有可饮用水，即使在工地上也常常没有水喝；在那些日子里，就连洗脸槽里也往往没有水——那些水虽然不能喝，但足以洗去身上的灰尘，让我们感到清爽。按照规定，傍晚的汤和大约10点钟送来的代用咖啡足以解决我们的饮用问题，但现在它们不足以压制干渴带给我们的痛苦。口渴比饥饿更急迫：饥饿服从大脑，给予缓刑，可以通过某种情绪、某种痛苦、某种恐惧得以暂时的缓解（我们在从意大利来这的火车车厢中意识到这一点），但口渴并非如此，它从不给人喘息的机会。饥饿让人筋疲力尽，而口渴让人愤怒。在那些天，它日日夜夜地陪伴着我们：在白天，工地的秩序（秩序是我们的敌人，但它也让一个地方变得理性而确实）变成了一团混乱的残垣断壁；到晚上，睡觉的棚屋并不透风，我们大口呼吸着早已呼吸了上百次的空气。
“卡波”安排我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干活。我的任务是清理一个大房间中的瓦砾。这房间装满了尚未安装完成就被炸坏的化学器材。沿着墙壁有一条两英寸粗的垂直管道。管道尾端有一个稍高于地板的水龙头。一条水管？我冒险试着打开它。这只有我一个人，没人看见我。龙头堵住了，但用一块石头当锤子，我设法让它转动了几毫米，流出了几滴没有气味的液体。我用手指接住这水滴，它们看起来的确是水。我没有容器，而那些液体正慢慢地流出来，没有压力：这根管道一定只有半满，也许更少。我躺在地板上，用嘴接着龙头，没再尝试把它开得更大。这是水，被太阳晒得有些微热，没有味道，可能是蒸馏水或冷凝水。无论如何，一份快乐。
不到两米长的两英寸管道能容纳多少水？一升，甚至没那么多。我可以马上喝光所有的水，这是最安全的办法。要么省一点明天喝；要么分一半给阿尔佩托（Alberto）；要么向整个劳动小队公布这个秘密。我选择了第三种方法，将自私延伸到你最亲近的人，在那遥远的时光中的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恰当地称呼“我们”的人。我们小口地、贪婪地喝光了所有的水，不断交换着在水龙头下的位置。只有我们两人，偷偷摸摸地。但是，当我们列队走回集中营的时候，我看到了我身边的达尼埃尔（Daniele）。他身上沾满了水泥灰尘，嘴唇干裂，眼睛冒火。我感到自责，与阿尔佩托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立刻明白了彼此的想法，希望没有人看到过我们。但达尼埃尔看到了我们在墙边鬼鬼祟祟地仰卧在瓦砾堆中，已经有所怀疑，而现在更猜到了什么。几年过去了，解放后，在白俄罗斯，他简短地问我，“为什么是你们俩而不是我？”“平民的”道德标准再次出现在我们之间。而如今作为一个自由人的我，去衡量那个虐待狂“卡波”的死——默默之中，只要橡皮轻轻涂改便判决生效，无须上诉便被处以极刑——如果用同样“平民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这无疑令人恐怖。这迟到的羞耻是否合理呢？当时我无法确定，现在仍然无法确定，但我的确感到羞耻，而且这羞耻具体、沉重而持久。达尼埃尔已经去世了，在作为幸存者的聚会中，我们之间有着兄弟般的友爱，但那次忽略伙伴的罪恶，那杯未被分享的水，横亘在我们之间。显而易见，虽然未被说明，却仍可被察觉并且“代价高昂”。
转化道德标准的代价总是高昂的，所有的持异端者、叛教者和持不同政见者都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能用今时的道德标准去判断我们或他人彼时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是由彼时的道德标准所驱使的。然而，当“他人”中有人感到有权将我们视为“叛教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将我们视为离经叛道之人，我认为我们的愤怒是恰当的。
你会不会感到惭愧？因为自己替代他人而活下来？特别是，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你无法阻止这种感觉：你自省其身，搜寻你的记忆，希望找出其中的所有原因。而你并没有掩饰或伪装你的记忆。不，你发现没有明显的罪过，你没有篡夺任何人的位置，你没有打过人（但你是否曾有力量这样做呢？），你没有接受职位（但没有人向你提供……），你没有偷任何人的面包；尽管如此，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这不仅是一种假想，更是猜疑的阴影：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我们每个人（但我这次所说的“我们”要广泛得多，事实上，普遍性的意义）都篡夺了邻居的房屋，并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假想，但它噬咬着我们：它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尽管从外表无法看见，但能感觉到它的噬咬和锉磨。
我从集中营回到家之后，一位年长的朋友来看望我，他温和而坚定，是人格宗教的耕耘者，但在我看来，他总是过于严肃而认真。他很高兴看到我还活着，而且基本上安然无恙，也许更成熟和坚强了，当然拥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告诉我，我的幸存不是偶然，不是运气的积累（我那时这样认为，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而是神的佑护。我有着神的印记，是被神选中的人。我，一个无神论者，甚至在奥斯维辛之后更不相信神的存在，居然蒙受了神的慈悲，成为一个被拯救的人。但为什么是我？这不可能知道，他回答。也许因为我必须写作，并通过写作来作证。事实上，难道我不是早在1946年就写作了一本关于集中营生活的回忆录么？
这样的观点对我而言是颇为可怕的。就像碰触一根裸露的神经，它让我痛苦，并唤起我之前所说的怀疑：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集中营的“被拯救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那些注定去行善之人，那些传达神的信息的人，我所经历和目睹的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同样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还有其他人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