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Shame 羞耻（第4/5页）

钱恩（Chaim）死了，来自克拉科夫的一个制表匠，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不顾语言的困难，尝试理解和被理解，并向我，一个外国人，解释在至关重要的被俘第一天如何幸存的重要法则；萨博（Szabo）死了，那个沉默寡言的匈牙利农民，几乎有两米高，因此也是所有人中最饥饿的，只要他有一点力气，就会毫不犹豫地帮助比他更弱小的同伴工作；而罗伯特（Robert），巴黎大学的一名教授，向周围播撒勇气和信任，能说五种语言，因凭借他那惊人的记忆记录下每件事情而筋疲力尽，要是他还活着，一定能回答那些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的问题；巴鲁克（Baruch）死了，来自里窝那（Livorno）的一名港口工人，死于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因为他用拳头去回答他所挨到的第一击，三个“卡波”联手杀害了他。这些人，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死亡并不能侮辱他们的勇气，但他们却因勇气而死。

我的宗教朋友还告诉我，神让我幸存，从而让我作证。我的确尽全力这样去做，但我也可能不去作证。只要有机会，我仍然会这样去做。然而，一想到作证这件事本身让我获得了生存的特权，并让我几乎一帆风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就会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在这特权及其结果之间看不到任何的比例关系。

我必须重申：我们，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通过阅读其他幸存者的回忆录，或者多年前自己撰写的作品，我一点点地意识到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幸存者是数量稀少且超越常态的少数群体：凭借着支吾搪塞，或能力，或运气，我们没有到达集中营的底层。而那些到达底层的人，那些目睹蛇发女怪戈耳戈（Gorgon）的人，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但他们是“穆斯林”，是被吞没者，是彻底的见证人，他们的证言有着普遍而重大的意义。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在另一片天空下，从一种相似而不同的奴役中归来，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也写道：“所有在长期徒刑中生存下来的人，以及你为他们是幸存者而恭喜他们的人，几乎都确定无疑是‘普里杜尔基’（pridurki），或者在他们服刑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因为集中营就是为了灭绝，这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在其他集中营世界的语言中，“普里杜尔基”是无论以何种方式赢得特权地位的囚犯们，我们称之为“大人物”。

我们这些被命运眷顾的人，凭借多多少少的明智，不仅讲述我们自己，也讲述其他人——确切地说，那些被吞没者的命运。然而，这是一种打折的“代表第三方”——我们只是在近处目睹了这些故事，并非亲身的经历。导致终结的毁灭，被清算的工作，无法被任何人所讲述，因为没有人能回来讲述他自己的死亡。即使他们有笔，有纸，被吞没者也不会作证，因为他们精神的死亡先于肉体。早在死前的几周或几个月里，他们便已经失去了观察、记忆、比较和表达自我的能力。我们则成为他们的代理，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说不清，我们是出于对这些沉默者的某种道德责任，还是为了让我们自己释放对他们的记忆，从而在过去，在现在，讲述他们的故事，但我们的确因为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冲动去这样做。我不相信精神分析学家（他们带着专业的贪婪扑向我们纠结的心理）能够解释这种冲动。他们的知识是在“外界”积累和测试的，在那个（出于简化的需要）被我们称为“平民”的世界中，精神分析学家们描绘其中的现象学，并尝试提出合理的解释，研究它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偏离，并试图纠正它们。他们的解释，即使像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之流的解释，在我来看也似是而非、过于简单，就像一个人希望用平面几何的原理去解决球面三角的难题。最下层囚犯（Häftlinge）的心理机制与我们不同；有趣的是，他们的生理与病理表现也与我们不同。在集中营里，感冒和流感并不多见，但人们却常常猝死。医生们永远没有机会研究导致他们死亡的疾病。胃溃疡和精神疾病得以治愈（或消失临床症状），但每个人都被一种无时无刻、无以名状、影响睡眠的不适所折磨着。把这概括为“神经官能症”是草率而荒唐的。也许引用《创世记》第2章在听众心中所激起的原始痛苦更为合适：在上帝之灵镇压的空旷而荒芜的宇宙中，每个人心中铭刻的深深痛苦，而在这“空虚混沌”（tohu-bohu）之中，还没有人的灵魂（还未出现或已被灭绝）。

还有另一种，更广意的羞耻，世界的羞耻。对此，约翰·邓恩（John Donne）早已有了令人难忘的说法。这一说法被人们无数次中肯或不中肯地引用——“无人是孤岛”，以及每一声丧钟都是为所有人而鸣。然而，仍有一些人，在面对他人或自己的罪行时，却视而不见，不为所动。这是大多数德国人在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里的所作所为，自我欺骗，将不视作为不知的手段，而不知则减轻了他们同谋或纵容战争的罪行。但我们被剥夺了视而不见的庇护，T.S. 艾略特（T.S. Eliot）所说的“部分保护”——我们无法不去正视历史。痛苦的海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环绕着我们，而它的“海平面”逐年升高直到几乎要吞没我们。闭上眼睛或转过身去毫无用处，因为它就在我们周围，四面八方。我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变成“孤岛”；在我们之中，有很多人感到自责、羞耻和痛苦。与其他人类团体相比，这些人的数量并不更少或更多。他们所感到自责和羞耻的，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他人的罪恶，他们感到牵涉其中，因为他们感到在身边发生的罪恶，在面前发生的罪恶，以及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罪恶，是难以磨灭的。它永远不可能摆脱；它将证明人、人类（总之，我们）有潜力去营造无尽的痛苦，而这痛苦是唯一凭空营造的力量，不需要耗费力气和钱财，只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

人们经常问我们，奥斯维辛会不会再次出现，仿佛我们的经历能够赋予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也就是说，会不会发生另一场大屠杀，单方面，系统化，体械化，有意为之，通过政府层面，针对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并借助蔑视他人的教条给予合法化的大屠杀。很幸运，我们不是预言家，但我们仍能说些什么：一个类似的悲剧，大约于1975年发生在亚洲，几乎被世界所忽视。而德国大屠杀是由于奴役其他民族的愿望、灵魂的贫乏，并归于多种因素的共存（战争状态，德国在技术和组织上的求全思想，希特勒的意愿和颠倒黑白的领袖能力，德国缺乏坚实的民主根基）。这些因素并不是很多，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不可或缺，但每个单独的因素都不足以引发这场屠杀。这些因素能够重新出现并已经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重现。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谈及更远的未来毫无意义），这些因素同时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也并非不可能。在我看来，在西方世界、日本和苏联，一场大规模屠杀是尤其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集中营的历史仍旧是许多人记忆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民众之中，还是在政府层面，而某种免疫机制正在发挥作用，与我所说的羞耻一起，足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