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Communicating 交流

我从来不喜欢“无法沟通”（incommunicability）这个词。它在20世纪70年代非常流行。我不喜欢它，首先是因为它是语言学的灾难，其次有着更多的个人原因。

对于当今这个正常的世界，出于惯例或对比，我们时常称其为“文明世界”或“自由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几乎从来不会遇到一个全然的语言障碍，换句话说，就是发现自己面对一个人，你必须与对方建立完全的沟通，否则就会死亡，然后却发现无法做到这一点。

一个著名但不完整的例子是安东尼奥尼（Antonioni）的电影《红沙漠》。电影中，主人公在某晚遇到了一个土耳其水手。尽管这水手只会说土耳其语，但主人公仍徒劳地想让对方理解他的想法。说这个例子不完整是因为双方，包括水手，都存在着交流的意愿，或者，至少不存在拒绝沟通的意愿。

根据在那些年颇为流行的一个理论（尽管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是轻浮而令人不快的），“无法沟通”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要素，尤其在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是人类生活中内在的无期徒刑：我们都是“单胞体”，无法相互交换信息，只能截削信息，错误地发出信息，误会地接收信息。人们的交谈是虚假的、单纯的噪音，用描绘的面纱掩盖存在的沉默；我们是孤独的，即使（或者尤其）两个人同居生活。在我看来，这种悲观的理论起源于思想的懒惰；特别是，它通过一种危险而恶毒的怪圈，鼓励思想的惰性。除非由于病理原因导致残疾，人们可以而且必须交流，并借此以一种有益而轻松的方式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宁静，因为沉默、讯息的缺乏，本身也传递着一种讯息，但这种讯息是含糊不清的，而含糊不清导致不安和怀疑。说人们不可能沟通是错误的，人总是可以交流的，而拒绝沟通是一种失败。在生理和社会角度上，我们都预先倾向于交流，尤其在于其高度进化和高尚的形式——语言。所有的人类成员都有着语言能力，只有动物之间才不存在语言。

从交流的角度（事实上，无法交流的角度）上，我们幸存者有着一个特殊的经验。听到别人（我们的孩子！）说冷、饿或累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令人厌恶地进行干预：你知道什么？你该体验一下我们的经历。一般来说，出于高尚品味和睦邻友好的原因，我们试图抗拒这些“自吹自擂”的诱惑。然而，我发现，如果我听到人们谈论沟通的失败或不可能时，总会忍不住插嘴。“你应该试试我们的经历。”哪怕在最困难的沟通环境中，比如，在日本或芬兰的旅行者会发现，即使对方不明白他的语言，也会（同时）具有职业性的礼貌或善意，并努力地理解和帮助他。除此之外，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谁又不能说几句英语呢？无论如何，旅游者的问题并不多，总是那几个相同的问题，因此无法沟通是罕见的，而相互理解几乎会变得像一场游戏一样有趣。

当然，百年之前，意大利、土耳其或摩洛哥移民在美国，或者当今巴基斯坦移民在德国或瑞典所遭遇的情景可能更富有戏剧性。对于他们，不再有旅行社精心设计的路线，或者被剥夺所有意外的小小探险。他们可能是目标明确的迁移，从事如今看来相当原始的工作。在这种境遇中，书面或口头的交流是人际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与邻居、下属、同事、上级，在工作中，在街道上，在咖啡馆，与那些习俗不同并通常带着敌意的外国人打交道。但在他们的环境并不缺乏矫正物。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具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其社会自身的利益与“外来劳工”的劳动力——因而与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对新环境的适应——是统一的。他被允许带来他的家人，也就是说，他故乡的一部分；为他找一个或好或坏的住所；他可以（常常必须）参加语言学校。这些移民在走下火车时又聋又哑，但社会给予他们帮助，也许没有爱，但并不缺乏效率，而他很快重新获得交流的能力。

我们在更极端的环境中见证了“无法沟通”的现象。我所说的，是在众多波兰和德裔囚犯，以及一些阿尔萨斯人（他们能很好地理解德语）中，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还有许多来自农村的匈牙利人以及法国人（沟通困难较小），会遭遇特别的沟通困难。对于我们意大利人来说，这种语言障碍的碰撞早已发生在进入集中营之前，在意大利，1944年4月，随着党卫军接管了位于摩德纳（Modena）附近的福希利（Fossili）加工营，意大利警察们，带着明显的不情愿，将我们移交给党卫军。与那些态度傲慢的黑衣人打交道的第一刻起，我们就立刻意识到，能不能说德语是一个分水岭。那些能听懂德语，并能用流利的德语回答问题的人能够建立一种表面上的人际关系，而对于那些听不懂德语的人，党卫军的反应让我们吃惊和恐惧——用平静的口吻发布一个命令，仿佛知道这个命令会被服从，再大声而愤怒地，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命令，然后是用尽全身力气地高声尖叫，仿佛他在命令一个聋子或一只牲畜。人们更多地是对命令的语调做出反应，而不是命令的内容。

要是有人犹豫（每个人都会犹豫，因为他们听不懂德语而且被吓坏了），就会招致拳打脚踢。显然它们表达了相同的语言——使用语言去表达思想，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而充分的机制，已经归于废弃。这是一个信号：在党卫军眼中，我们已经不再是人。对我们，就像对耕牛或骡马，一声斥骂和一记重拳之间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让一匹马去跑去停，转身，拉车或停止拉车，不需要与它沟通，或给它详细地解释，十几个形式各异但意义明确的信号就足够了，无论是听觉、触觉还是视觉的——拉缰绳、戳马刺、大声喊、打手势、甩鞭子、吹口哨、拍后背都一样可行。和它说话，就像自言自语，是傻里傻气的行为，或荒唐地伤感——无论如何，那匹马又能听懂什么呢？马萨莱克（Marsalek）在他的书《毛特豪森》（Mauthausen）中告诉我们，在这个集中营里，甚至拥有比奥斯维辛更多的语种，而囚犯们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把橡皮警棍称为“der Dolmetcher”，即“翻译”——因为每个人都能听懂它的语言。

事实上，一个没教养的人（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尤其是党卫军，极其没有教养，他们要么没受过“教养”，要么被错误地“教养”）分不清哪些人听不懂他的语言，而哪些人听不懂简单的叱令。这些年轻纳粹的头脑里早被灌输了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化——德国文化。而对于所有其他的文化，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只有它们中包含一些德国文化元素，才被视为可以接受。因此，那些不会说或听不懂德语的人一定是野蛮人；要是他坚持用自己的语言（事实上，那可算不上语言），那就必须把他打到闭嘴，滚回他的窝里，推、拉、扛，因为他不是“Mensch”（德语：人），不是人类。我想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工地上，一个新“卡波”带领着一个主要由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希腊人组成的劳动小队。他意识到一名最可怕的党卫军监工正从背后向他走来，突然转过身，立正，用德语报告规定的“Meldung”（德语：讯息）：“第83突击队，42人。”但在慌乱之中，他说的是“Zweiundvierzig Mann”（42人）。那个党卫军用父亲般严厉的口吻纠正他：你不应该这么说，你要说“Zweiundvierzig Häftlinge”（42名囚犯）。他是一个年轻的“卡波”，所以可以原谅，但他必须学会规矩、社交习惯、等级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