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Useless Violence 无用的暴力

本章的题目似乎有些让人不安，甚至有些唐突：这世上存在“有用的暴力”吗？不幸的是，没错。死亡，即使不是人为造成的，即使在最仁慈的状态，也是一种暴力。可悲的是，它有其存在的意义——不朽的世界（斯威夫特的“斯特鲁布鲁格”）既无法想象，也无法居住，而且比现在的世界更加暴力——尽管现在已经是一个暴力的世界。一般来说，谋杀也并非毫无意义——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v）杀死了老放债人，为自己树立了目标，尽管这目标是有罪的；就像普林西普（Princip）在萨拉热窝（Sarajevo），或者阿尔多·莫罗（Aldo Moro）的绑架者在法尼大街（Via Fani）的所作所为。除了嗜杀成性的疯子，任何杀人者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杀人——为了钱，为了清除一个真正或假想的敌人，为了报复一次侮辱。战争令人憎恶，在解决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时，它们是非常恶劣的手段。但我们不能称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战争有着目的，尽管其目的可能是邪恶或荒谬的。它们不是毫无理由的，它们的目的不是去施加痛苦；人们的确遭受痛苦，集体性的、巨大的、不公正的痛苦，但这痛苦只是副产品，额外的产物。而我相信，在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中，德意志帝国所体现的暴力也同样存在于其他历史时空，但纳粹德国的暴力具有独特的一面，那就是无意义暴力的滥用，它将施加痛苦本身作为其单纯的目的，即使偶尔有其他目的，也无法与它造成的巨大而毫无意义的痛苦相比。

带着事后之明的智慧，再次审视被战火摧残的欧洲，以及最后，德国本土上的那些岁月，人们会感到被两种观点所撕裂：我们是见证了一个灭绝人性的计划的理性实施，还是集体性疯狂的表现（在历史是独特的，而且仍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理性地追求邪恶，还是缺乏理性？正如在人类行为中经常发生的情况——这两种现象是共存的。毫无疑问，纳粹主义的基本宗旨有其理性的一面：向东扩张的需要（德国人古老的梦想）；镇压工人运动；统治欧洲大陆；清除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希特勒简单地将两者视为同一件事；与英国、美国分享世界的权力；对精神病人和无用人口进行“斯巴达式”清除，从而净化日耳曼民族。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一致，且都可以从《我的奋斗》（Mein Kampf）难以否认地清楚阐述的几点假设中推绎出来——自大和激进主义，狂妄和“Cründlichkeit”（彻底）；蛮横的逻辑，但并不疯狂。

仇恨但并不疯狂也可以让我们预见到以下目标的实现：发动军事侵略或残酷的战争；支持内部《种族法案》；转移或清除整个人口，实行降伏、净化或灭绝政策。无论是尼采（Nietzsche），还是希特勒或罗森堡（Rosenberg），他们宣扬“超人”的神话，这“超人”因其教义和天生的优越性而无所不能。他们自己以及追随者们无不陶醉于这神话之中。然而，这时候，他们并不疯狂。但是，值得让我们深思的一个事实是：他们所有人，无论是导师还是门徒，都会渐渐脱离现实，正如他们的道德观渐渐脱离所有文明在整个历史中所共有的道德标准。而这种道德标准，是人类文化遗产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所有人类最终必须接收和承认的。

理性凋萎了，而对于毫无意义的暴力的实践，信徒们更充分地超越（和背叛！）他们的导师。我极度厌恶尼采的学说——很难在其中找到一条不与我的看法相反的言论。他玄妙隐晦的风格也让我厌烦，然而，在我看来，在尼采的学说中，并不能找到向他人施加痛苦的期望。冷漠，没错，几乎在他每页著作上，但从未有“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即因邻居的不幸而喜悦，或更糟，故意施加痛苦而取乐。民众的痛苦，“Ungestalen”（畸形者）的痛苦，天生低贱者的痛苦，是迎来“超人”统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较轻的罪恶，但仍是一种罪恶；其自身也并非所期望的目的。但希特勒的主义和实践则完全不同。

迄今为止，许多毫无意义的纳粹暴力归属于历史的定论：只要想想发生在阿迪泰岩洞（Ardeatine Caves）、奥雷德（Oradour）、利戴斯（Lidice）、博弗思（Boves）、马扎博托（Marzabotto），以及其他太多的地点，“不成比例的”大屠杀。尽管在本质上，报复已是不人道的。在这些大屠杀中，纳粹已经大大超越了报复行为的极限。但是，还有其他规模较小的、个人的暴力，就像一幅巨大画卷的细节，无法磨灭地铭刻在我们每个幸存者的记忆中。

几乎毫无例外的，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总是先想到一列列车，标志着前往未知的远方，这不仅是因为时间顺序的原因，也是因为毫无必要的残忍，便存在于这些出于非常目的，用于押送犯人的（原本无害的）普通货运车厢之中。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我们幸存者之中，没有一个故事或日记不提到这些列车，这些闷罐车厢是由商用货运车厢改造而成，成为流动的监狱，甚至死神的工具。车厢总是挤得满满的，但每个车厢的人数，在不同的情况下，似乎根据粗略的计算——从50人到 120人，取决于旅程的长度以及纳粹系统负责转运的“人体物资”的级别。从意大利起程的列车往往“只”装50到60人（犹太人、政治犯、游击队员、在街上被抓的倒霉蛋、1943年9月8日的崩溃中被俘的军事人员）——纳粹可能考虑到较远的旅程，甚至这些列车沿途可能造成的印象。而在东欧的押运又是另一种极端情况：斯拉夫人，尤其是犹太人，是更廉价的货物，事实上，毫无价值；不管是死在路上，还是死在集中营里，他们终归要死。运送波兰犹太人的车厢，从隔离区到集中营，或者从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集中营，每个车厢被塞进120人。他们的旅程是短暂的……就算车厢里只有50人，也是极不舒适的；他们可以同时躺下休息，但只能紧紧地挤在一起。如果人数超过100人，哪怕几个小时的旅程也像地狱一样可怕：人们必须轮流蹲站，而在这些人里，往往有老人、孩子、病人、哺乳期妇女、疯子和在旅途中（或因为这旅途）发疯的人。

纳粹的铁路运输程序既死板又灵活。我们不知道这些程序是不是基于某种规定，或者负责人员手中有没有灵活的职权。死板不变的是那伪善的建议（或命令）——尽可能带上你的东西，尤其是金子、珠宝、硬通货、裘皮，在一些特殊情况中（来自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载运犹太农民的专列）甚至带上小家畜。“每样东西都会用得着，”押运队员撇着嘴说道，带着同谋的神气。事实上，这是自我掠夺，通过一个简单而狡猾的诡计，让人们自己把东西送到帝国的手中，而且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避免了官僚体系的混乱，不需要专门运输，也不用害怕沿途被盗——相当肯定，在抵达集中营时，所有的东西都会被纳粹篡取。死板不变的还有完全光秃秃的车厢。德国当局，对于可能为期两周的旅程——比如从希腊北部城市萨洛尼卡（Salonika）押运犹太人的专列——名义上不提供任何物品，他们不会费心惊动地方政府或集中营官员以某种方式来提供这些物品，没有食物，没有水，木头地板上没有席子，没有稻草，不提供任何容器用于生理需要。一则告示并没有任何成本：这种体制性的忽略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暴力，蓄意制造痛苦本身就是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