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Communicating 交流（第4/5页）

在我所听到的所有意第绪语中，我在《活在奥斯维辛》中找到了一处记录。在“卡罗斯”（Kraus）一章中，我记录了一次对话：一个有着波兰血统的法国犹太人戈南（Gounan），对匈牙利人卡罗斯说：“Langsam, du blöder Einer, langsam, verstanden?”逐词翻译为：“慢点，你个傻瓜，慢点，明白吗？”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我的确认为我听到的就是这个样子（这份记忆并不久远，我在1946年写作的那本书），而我原封不动地把它们记录下来。本书的德语翻译非常怀疑这段记述：我要么是听错了，要么是记错了。经过长期书信的讨论，他建议这段表达应予以修改，他似乎无法接受那段对话。事实上，那本书被翻译成德语并出版后，那段对话改为：“Langsam, du blöder Heini……”，其中Heini是海因里希（Heinrich）的昵称亨利（Henry）。但最近，我读到了一本关于意第绪语历史和语法的好书，J·盖佩尔的《卢森妈妈》（Mama Loshen）。在这本书里，我发现“Khamoyer du einer!”（你个蠢货！）这种句型是意第绪语的典型结构。机械记忆正确地发挥了作用。

并非所有人为沟通失败或交流受到限制而感到相同的痛苦。并不为此感到痛苦，接受言语的丧失，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它意味着彻底冷漠的来临。有些人，要么天性孤僻，要么在“平民”生活时，就习惯于边缘化的生活。他们并不表现出为缺乏沟通而痛苦。但熬过了进入集中营至关重要的最初阶段的大多数囚犯试图保护自己，他们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乞求只言片语的信息，有的盲目散播胜利或灾难的消息，无论真的，假的，还是编造的；有的张大眼睛，支起耳朵，试图抓住并解释人们、大地和天空所发出的一切征兆。然而，与外部世界有限的交流成为对集中营内部世界有限交流的补充。有些集中营完全与世隔绝，从这点上，可以说我所在的集中营，奥斯维辛－莫诺维茨（Monowitz-Auschwitz）拥有一定的优势。几乎每周，都会有来自欧洲占领区中各个国家的“新”犯人。他们会带来新的消息，往往是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消息。尽管被明令禁止，我们仍然冒着被人向盖世太保告发的风险，在巨大的工地上与波兰和德国工人交谈，有时甚至和英国战俘交谈；在垃圾箱里，我们会找到几天前的报纸并渴切地阅读它们。我有一个很有魄力的工作伙伴，因为他是阿尔萨斯人，而且是个职业记者，所以能流利地说两种语言。他甚至自夸订阅了一份《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当时最权威的德语日报——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呢？他恳求一个值得信赖的德国工人订阅了这份报纸，再用一颗金牙占有了这份订阅。每天早晨，在等待点名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聚拢到一起，准确地向我们报道当天的新闻。

1944年6月7日，我们看到英国战俘在去工作的路上。而他们似乎有些特别：他们的队伍很整齐，胸膛挺得高高的，微笑着，仍然像军人一样。他们的步伐如此有力，以至于看守他们的德军哨兵，一个上了岁数的志愿兵，难以跟上他们的队伍。他们用V字的手势向我们打招呼。第二天，我们发现他们通过一个地下电台得知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对我们来说，那也是令人高兴的一天——自由似乎指日可待。但在大多数集中营里，情况要糟得多。新来的囚犯来自其他集中营和犹太人隔离区，同样与世隔绝，只能带来集中营内部的可怕消息。工作条件也不像我们，能接触到来自十到十二个不同国家的自由工人，而是在农场、小作坊、采石或采沙场，甚至矿山。矿山集中营的沟通条件极差。正是这样的沟通条件导致了罗马帝国战争奴隶的死亡和美洲土著在西班牙人面前的降伏——这种与世隔绝如此致命，没有人能从中幸存，来讲述它们的可怕。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所得到的“来自世界”的新闻是零星而模糊的。我们感到自己被世界遗忘，就像负罪的人被扔在中世纪的“oubliettes”（地牢）中等死。

犹太人，被定义的敌人，不洁之人，淫秽的播撒者，世界的毁灭者，被剥夺了最珍贵的沟通权利，被禁止联系他们的家乡和亲人。任何遭受过流放的人，无论许多形式中的哪一种，都知道一个人要遭受多么巨大的、永远无法割离的痛苦。这导致一种致命的、仿佛被世界抛弃的印象和不公正的怨恨：他们为什么不给我写信？那些自由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帮助我？然后，我们便能深深地明白，在自由的大陆上，沟通的自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如健康，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意识到它真正的价值。但“无法沟通”的痛苦并非只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在阻碍沟通的国家和时代中，其他所有的自由都随之凋谢了；由于缺乏沟通的活力，人们之间的讨论枯萎了，对他人观点的忽视变得猖獗，强加给他人的观点却获得成功。著名的例子是苏联的李森科（Lysenko）疯狂的基因学观点（他的反对者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于缺乏学术讨论，损害了苏联二十年的农业丰收。偏执容易导致审查制度，而审查制度促使了对他人意见的忽视，因此偏执本身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死板而严酷的怪圈。

每周，我们的政治犯狱友都能收到家信，每当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最悲伤的时刻——我们感到被冷淡、被疏远，与家乡（事实上，与整个人类）的隔离感的全部分量。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到左臂的文身如伤口般炙烤着我们。而确信无人能够生还的绝望，更像泥石流一样吞没了我们。无论如何，即使德军允许我们写信——我们又能写给谁呢？在欧洲大地上，犹太人的家庭早已被吞没、被驱散、被摧毁。

罕见的幸运眷顾着我（我在《缓刑时刻》中提到过），让我能与我的家人书信来往。在这件事上，我需要感谢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年迈的、几乎不识字的砖匠和一个充满勇气的年轻姑娘，比安卡·盖黛特·莎拉（Bianca Guidetta Serra），现在已经成为一名著名的律师。我知道这是让我能活下来的因素之一，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每个幸存者在许多方面都与普通囚犯不同。而我们自身，为了驱避过去的可怕往事，更愿意选择遗忘这个事实。

[1]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 1912.9.29—2007.7.30）: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也是公认在电影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2] 摩德纳（Modena）：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的南岸，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摩德纳省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