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第4/16页）

土耳其政府的回应是，它乐意达成双边协议，但它拒绝苏联提出的领土要求以及对海峡“联合”防御的要求。不过，就像莫洛托夫后来回忆的，斯大林命令他不断施压。在雅尔塔会议前夕，斯大林告诉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瓦西里·科拉罗夫，“在巴尔干没有土耳其的位置”。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很可能指望美国在土耳其问题上保持中立，因为美国仍然想让苏联加入太平洋战争。在波茨坦，英美再次确认：他们总体上同意对海峡的控制权作一些改变。不过，杜鲁门拿出一项提案，主张国际内陆水道的自由的、没有限制的航行权，反对在土耳其海峡建立任何防御工事。即便如此，苏联内部对波茨坦会议的评估还是乐观的。8月30日，斯大林在外长伦敦会议前夕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说，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基地问题，“将在会议上得到解决”。否则，他补充说，苏联就会提出地中海上的通道问题。

在伦敦，莫洛托夫向同盟国提议，把意大利以前的殖民地的黎波里塔利亚（利比亚）交给苏联托管。这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也是苏联战后扩张主义倾向的反映。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秘密通信表明，苏联领导层当时把希望寄托在罗斯福的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1945年春在旧金山会议上做出的模糊的承诺上。当斯大林得悉美英一致反对在那里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时，他指示莫洛托夫至少要要求得到商船基地。美英的反对使苏联人最终没能得到他们非常渴望得到的在地中海的存在。

土耳其对苏联的要求也表示强烈反对。如果斯大林在1945年6月向土耳其政府建议建立双边安全同盟，并要求在海峡得到不包括基地在内的特殊权利，那土耳其很可能就同意了。然而，苏联的最后通牒激起了土耳其领导层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拒绝对除苏联之外的所有海上强国关闭海峡。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表示：“土耳其人不是傻瓜。达达尼尔海峡不仅仅是土耳其人的事情。它牵扯到许多国家的利益。”给土耳其的最后通牒暴露了斯大林权力的限度——他的拿破仑式的狂妄让自己失去了谨慎。然而斯大林并不准备放弃，他要按照自己的政治风格，继续对土耳其进行“神经战”，施压然后佯装后退。

1945年底和1946年初，就像历史学家贾米勒·哈桑雷（Jamil Hasanli）所说的，克里姆林宫喜欢通过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官员去落实苏联在土耳其的目标。斯大林利用了苏联这些加盟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渴望。不过，始料未及的是，这些民族主义渴望实际上也使亚美尼亚共产党与格鲁吉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紧张。在斯大林的计划中，亚美尼亚陡然变得重要起来，这让格鲁吉亚官员十分气恼。他们开始策划自己的“民族大业”；而根据这种“民族大业”，有争议的土耳其省份据说都是格鲁吉亚祖上的土地。赫鲁晓夫在1955年声称，斯大林的心腹和秘密警察首脑、负责苏联原子弹工程的拉夫连季·贝利亚，当时与格鲁吉亚的官员一起劝说斯大林吞并黑海东南沿岸的土耳其领土。贝利亚的儿子在其有关父亲的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点。1945年5～6月，格鲁吉亚外交官和学者得到批准，在莫斯科研究有关格鲁吉亚对特拉布宗（Trabzon）周围的土耳其领土的“权利”问题。那里居住的是拉兹人（Lazi）——这个族群据说属于古格鲁吉亚人。大卫·斯图鲁阿（Davy Sturua）——其父是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回忆说，许多格鲁吉亚人都热切盼望“解放”那片土地。如果斯大林夺取了那些地方，斯图鲁阿说，“那他就成了格鲁吉亚的神”。到1945年9月，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领导人把他们对同一个土耳其省份的彼此对立的领土要求提交给克里姆林宫。他们的措辞与理由跟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没有关系，倒是跟民族主义情绪有关。

1945年12月2日，苏联媒体发布一项政府命令，允许亚美尼亚人从国外返回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12月20日，苏联报纸发表了一篇由两位权威的格鲁吉亚学者写的文章——《论我们对土耳其的合法要求》。这篇文章（以他们早些时候写给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备忘录为基础）呼吁“世界各地的公众舆论”，帮助格鲁吉亚收回几个世纪前被土耳其占领的“祖上的土地”。南高加索此时也有传闻说，苏联正准备与土耳其开战。有迹象表明，保加利亚和格鲁吉亚的苏联军队正在备战。

1945年12月初，与苏联开战的传闻在伊斯坦布尔引发了大规模民族主义反苏示威活动。在向莫斯科报告这些事件时，苏联大使S.A.维诺格拉多夫（S.A. Vinogradov）建议，把它们作为“法西斯主义威胁”的证据通报华盛顿和伦敦。他还建议以此为借口，断绝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并“采取措施确保我们的安全”——这是做好军事准备的委婉的说法。但是让这位大使颇受打击的是，12月7日，斯大林拒绝了维诺格拉多夫的建议。“亮出武器就带有挑衅的意味，”他在电报中说。这是指这位大使想动用武力勒索土耳其。接着，斯大林要维诺格拉多夫“不要冲动，不要提出草率的、有可能导致我国政治局势恶化的建议”。

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仍然希望化解西方列强对苏联向土耳其提出的领土要求的日益强烈的抵触情绪。对“亚美尼亚牌”和格鲁吉亚学者来信的时机安排，就是为了影响1945年12月16～26日的莫斯科外长会议的讨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希望，届时要能够让拜恩斯感到高兴，而不是把他吓跑。此外，斯大林经过权衡，还调整了他的方向，把精力从土耳其转向伊朗，因为在当时看来，苏联的扩张在那里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斯大林对伊朗的政策再次试图把重要的战略目标与地区性的以及国内的民族主义动员结合起来。伊朗在二战期间开始被吸引到德国的轨道上。1941年，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苏军和英军占领了这个国家，并沿着英俄两大帝国在世纪初的利益分界线大致划分了占领区。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这些军队将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内撤出伊朗。不过，在此期间，政治局决定要得到伊朗石油的开采权，并在遭到德黑兰政府拒绝时，决定利用南阿塞拜疆（属伊朗北部）人民对伊朗和西方施压。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导人米尔·贾法尔·巴吉罗夫（Mir Jafar Bagirov），多次请求斯大林利用苏联占领伊朗北部地区的有利形势，实现苏伊两国阿塞拜疆人的“重新统——”。历史学家费尔南多·沙伊德（Fernande Scheid）认为，斯大林决定利用阿塞拜疆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又企图玩弄“相当老式的强权政治游戏，在不损害他与自己盟友关系的情况下，捞取尽可能多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