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第5/16页）

石油是克里姆林宫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1942年，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向格罗兹尼和巴库的炼油厂猛扑，这让苏联注意到了“争夺石油”这个更广泛的问题。苏联石油部部长尼古拉·巴伊巴科夫（Nikolai Baibakov）回忆说，1944年，斯大林突然问他，要是有机会，西方盟国是否会“彻底击败我们”。如果西方列强让苏联无法得到石油储备，斯大林解释说，那苏联所有的武器都会成为废物。在离开斯大林办公室的时候，巴伊巴科夫在想，苏联需要“很多很多的石油”。

在整个战争及苏联占领伊朗期间，苏联人一直想让他们在伊朗北部的石油开采权合法化。在英国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反共的伊朗政府和伊朗议会的多数派，成功挫败了这些企图。1944年8月16日，贝利亚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报告说，“英国人，可能还有美国人，暗中阻挠把伊朗北部的油田转让给苏联”。报告强调说，“美国在伊朗的俾路支地区开始积极为本国公司争取石油合同”。报告认为，“美国在中东的石油政策的成功，开始侵犯到英国的利益，从而加剧了英美之间的矛盾”。贝利亚建议，关于伊朗北部的石油开采权问题，要争取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建议，“苏联应做出决定，参加英美的石油谈判”。最后这个建议暗示苏联可以加入三大国在伊朗的石油俱乐部。

对最后一点斯大林没有理睬，但他实施了第一个。作为苏联战后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伊朗油田的开发，连同苏联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石油开发，乃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1944年9月，莫洛托夫的副手、同时也是斯大林的被保护人谢尔盖·卡夫塔拉泽（Sergei Kavtaradze），前往德黑兰要求得到石油开采权。伊朗总理穆罕默德·赛义德（Muhammad Sa'id）顶着巨大的压力，拒绝在战争结束和外国军队完全撤离伊朗之前就进行谈判。1945年6月，苏联对伊朗的政策进入到一个更具侵略性的新阶段。在与莫洛托夫、卡夫塔拉泽和巴吉罗夫这“三驾马车”商量后，斯大林下令在伊朗北部[班达－沙赫（Bender-Shah）和沙希（Shahi）]进行石油勘探，并在9月底开始钻井。

除了石油的重要性之外，斯大林在伊朗的战略意图还在于让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不要靠近苏联边界。驻莫斯科代办乔治·凯南以及驻马什哈德（Mashhad）的英国领事都看出了这一点。后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最重要的是，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为了得到石油勘探权而进行的努力，把在波斯的俄国人从热战的盟友变成了冷战的对手”。斯大林在伊朗北部的安全准则与在中国新疆和东北的一样，那就是苏联对战略通道的控制以及完全禁止西方公司，甚至是外国侨民的存在。

苏联在中国东北和伊朗的行为还有另外一些相似之处。只要苏军还占领着伊朗北部，那他们就是斯大林最大的依靠。在伊朗国内他也有盟友，可以用来操纵伊朗政府。伊朗人民党（图德党，Tudeh）从第三国际那时候起，就是个马列主义组织，在伊朗左翼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当中有一些拥护者。不过，1944～1945年的事态发展证明，图德党的作用有限。斯大林决定打出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这张牌，在伊朗北部发起了一场分离主义运动。到那时候，苏联人就可以对伊朗政府进行勒索，就像他们曾经利用中共对付国民党一样。

1945年7月6日，斯大林批准在南阿塞拜疆和伊朗北部的其他省份采取措施，“组织分离主义运动”。这一决定的目的是，“在伊朗国内建立拥有广泛管辖权的阿塞拜疆民族自治区”；在吉兰（Gilan）、马赞德兰（Mazenderan）、戈尔甘（Gorgan）和呼罗珊（Khorasan）等省挑起分离主义运动；“鼓励”伊朗的库尔德人争取他们的自治权。苏联会给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武器装备、印刷机和资金。国防部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和阿塞拜疆领导人巴吉罗夫负责这些政策。计划的具体实施交给巴吉罗夫和在大不里士（Tabriz）及德黑兰的苏联顾问团，他们大多是阿塞拜疆族人。斯大林告诉巴吉罗夫，统一阿塞拜疆和伊朗北部的时候到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巴吉罗夫和整个阿塞拜疆共产党机器都在积极执行斯大林的指示。

就连英美官员也意识到，伊朗北部的民族主义情绪足以引发一场叛乱，苏联人只需点上一把火就行。斯大林唯一的麻烦在于，对日战争的突然结束使得时间不够了。路易斯·列斯特兰奇·福西特（Louise L'Estrange Fawcett）说得不错：“几乎就在对日战争结束的同时，阿塞拜疆民主党便做出反应，这不是巧合，因为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六个月的期限开始了，”而在此之后，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把他们的军队撤出伊朗。9月，最后撤军进入倒计时。

从9月底直到12月，在巴吉罗夫和苏联内务部的支持下，新的自治运动在阿塞拜疆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并将德黑兰在那里的政府几乎全部废除。苏联占领当局把图德党在北部的分支组织与新的、亲苏的阿塞拜疆民主党强行合并。图德党领导层大多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老革命，他们想把伊朗变成中东和南亚地区反殖民斗争的领袖。但这些梦想被苏联人扔在一边，因为它们不符合斯大林的计划。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指示图德党要克制自己，别在伊朗的大城市搞革命活动。阿塞拜疆自治运动的发起同时也得到了阿塞拜疆人的热烈响应。民族主义这张牌看来在政治上已经为莫斯科带来了立竿见影的胜利。

1945年12月，就在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拜恩斯和贝文的前夕，苏联人在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和伊朗的阿塞拜疆建立了两个分离主义政权。在伊朗危机期间，包括苏、英、美在内的各方，自始至终都把石油和在伊朗的影响力作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不过，所有的牌暂时似乎都握在斯大林手里，但他觉得还是不要直接跟西方摊牌为好。他可能是估计，英美最终会选择通过三方会议去解决伊朗的前途问题（就像俄英两国在1907年所做的那样）。实际上，拜恩斯拒绝与英国人联手对抗苏联在伊朗挑起的分离主义运动。这位国务卿一心想与斯大林达成全面协议。

斯大林的手法有一种清晰可辨的模式。这位苏联领导人每次都站在有扩张主义倾向的下属一边，并有效地调动起苏联官员的沙文主义情绪。苏联人用遮遮掩掩、拒不认账的方式采取单边行动。他们一方面利用当地的革命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又更喜欢发起受他们控制的运动，以便进一步推进自己的目标。尽管斯大林假装保持在大国外交的框架范围之内，但他在不断地试探这种框架的底线。这种模式让斯大林在中欧和远东取得了明显的战术上的胜利。不过，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没有意识到，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在浪费苏联战后在美国的政治资本，并且最终耗尽了斯大林的外交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