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第6/16页）

从伊朗危机到冷战

伊朗政府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直接跟莫斯科谈判签订协议的事情。1946年2月19日，伊朗新总理艾哈迈德·盖瓦姆·萨尔塔纳（Ahmad Qavam al-Saltana）来到莫斯科和斯大林进行了持续三周的会谈。战争期间，盖瓦姆曾倾向于苏联，这可能对苏联的策略产生了影响。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扮演了一出“好警察与坏警察”：一方面在盖瓦姆面前承诺，充当德黑兰与分离主义政权之间的调解人，另一方面又向这位总理施压，要求给予苏联石油开采权。盖瓦姆指出，在外国军队仍然驻扎在伊朗领土上的时候，伊朗议会对任何石油开采权都是明令禁止的。斯大林怂恿盖瓦姆修改伊朗宪法，撇开伊朗议会进行统治。他承诺，苏联军队会“确保”盖瓦姆的统治。为了强调最后这一点，苏联的坦克编队还开始向德黑兰方向机动。那位伊朗领导人没有理会这种包藏祸心的建议；不过，他还是答应斯大林，会在伊朗议会选举之后为苏联争取到石油开采权。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盖瓦姆要比斯大林更狡猾。贾米勒·哈桑雷认为，伊朗总理“对美国在战后世界的能力做出了正确的评估”，并从苏联倒向美国。就在莫斯科的谈判还在拖延的时候，1946年3月2日，国际上为外国军队撤出伊朗规定的最后期限到了。苏联违反了这个协议。伊朗政府和伊朗议会在美国外交官的鼓动下，决定将此事提交联合国。这一手很漂亮，它改变了伊朗的整个游戏。美国的公众舆论因为“伊朗危机”而一下子变得群情激昂：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伊朗石油的未来，还有新成立的联合国有没有能力保护其成员防止大国的侵占。

苏联与伊朗的冲突恰好发生在美国对外政策领域和军方的态度转向反苏的时候。到3月份，这些集团开始把克里姆林宫的每一个动作都看作是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模式的一部分。杜鲁门决定把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舰派往土耳其海峡，为面临苏联最后通牒的土耳其撑腰。2月28日，拜恩斯公开宣布对苏联采取新的政策——“坚定而耐心”。在斯大林与盖瓦姆举行首次会谈一天后，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来了他的“长电报”。他解释说，美国不可能把苏联变成一个可靠的国际伙伴，因此，他建议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在丘吉尔于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演说的次日，美国递交了抗议照会，说它对于苏联拖延从伊朗撤军不能“坐视不管”。在伊朗总理离开莫斯科的当天，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对丘吉尔做出了愤怒的回应。有历史学家认为，对于战后的美国来说，1946年春对伊朗的支持，“标志着从消极到积极的政策转向”。

联合国的伊朗问题听证会被安排在3月25日。当莫洛托夫开始做准备的时候，他发现苏联陷入了外交上的孤立。“我们开始[在伊朗问题上]进行试探，”他回忆道，“但没人支持我们。”斯大林没有料到伊朗危机的深远影响。他认为有关伊朗的大惊小怪只是对神经的又一次考验，是少数国务活动家之间在较劲。他不明白美国的干预为什么突然之间加强了。在举行联合国听证会的前一天，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下令立即撤军，并指示驻德黑兰的苏联大使与盖瓦姆达成协议。不断施压，直到快要发生冲突才后退，这种行为模式反映了斯大林对国际事务运作方式的理解。不过，损失还是造成了：斯大林对伊朗的施压，连同他对土耳其的挑衅，使苏联走上了不仅与杜鲁门政府，还与美国大部分公众舆论为敌的道路。

心灰意冷的阿塞拜疆民主党领袖贾法尔·佩舍瓦利（Jafar Pishevari）感到被人出卖了。为了表示安慰，斯大林给他写了一封极其虚伪的信。他坚称，由于更重要的“革命”原因——这些原因佩舍瓦利是无法理解的——苏联不得不撤军。如果苏军继续留在伊朗，那将“削弱我们在欧洲和亚洲的解放政策的基础”。他接着还说，苏联的撤军将使英美在其他国家的军事存在失去合法性，并推动那里的解放运动，因而“会使我们的解放政策更加合理有效”。

苏联的外交失败起初并不明显。斯大林在1946年4月的一段时间觉得，事实证明自己的政策是有效的。当时盖瓦姆同意给予苏联人石油开采权，就等新选出的伊朗议会的批准。只是到了9月份，斯大林才承认：伊朗议会不会批准盖瓦姆做出的让步。他像往常一样，把此事归咎于自己下属的“失察”，但是没有惩罚任何人。10月，伊朗总理策划了右翼分子对分离主义者的镇压。伊朗北部失去苏军支持的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当伊朗军队开进北部省份的时候，斯大林抛弃了反叛者，让他们听天由命。面对巴库传来的苦苦哀求，他为阿塞拜疆民主党的精英和一些避难者开放了苏联边境，但别的就无所作为了。这次行动失败了，但巴吉罗夫和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其他许多人，无视此次惨痛的失败，依然希望苏联与伊朗“万一发生军事冲突”，就有机会并吞伊朗的领土并“重新统一”阿塞拜疆。然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从来就没想过，要为阿塞拜疆挑起一场战争。

几乎就在同时，斯大林又遭遇了一场局部的失利。1946年8月7日，苏联人给土耳其递交了照会，重申他们“联合”控制海峡的“建议”。照会对于领土方面的要求只字未提，而且苏联外交官还暗示说，如果在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些要求就从此不提。此时已得到华盛顿和伦敦支持的土耳其人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斯大林在其对土耳其的神经战中的新动作，又一次适得其反，在美国政治家和军方当中，引发了真正的“战争恐慌”。模糊的情报以及对苏军在土耳其边境附近集结的夸大的估计，使美国政界和军界有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对苏联实施核打击，包括乌拉尔地区的工厂和高加索的石油工业。这一次，就像有些证据显示的那样，斯大林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离战争的边缘有多么近了，因而取消了行动。不过，他在公开场合还是一如既往地虚张声势，对美国在原子弹上的垄断地位不屑一顾。

斯大林这次还是不打算为了土耳其而跟美国发生冲突，这让格鲁吉亚官员很是窝火。大约就在此时，格鲁吉亚的高级官员阿卡基·姆格拉德泽（Akaki Mgeladze）在与外高加索军区司令费奥多尔·托尔布欣（Fedor Tolbukhin）元帅的私下谈话中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姆格拉德泽抱怨说，乌克兰人已经“收回”了他们所有的领土，格鲁吉亚人却还在等待。托尔布欣表示，他完全理解格鲁吉亚人民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