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安风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第7/15页）

曹丕经常在邺城的建章台宴请文士们，并赠诗给大家。有一次宴饮，赠给应玚了一首诗。

应玚也是建安七子之一，他非常感激曹丕的知遇之恩，就写了一首《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来夸赞曹丕。

其中有“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问子游何乡？戢翼正徘徊”的句子。用南来北往的鸿雁，来比拟自己漂泊不定的惨状，担惊受怕、恐惧遭到各种不测、想找个地方安安稳稳停下来——“将就衡阳栖”的心境。

结果呢，碰到了有知遇之恩的“曹丕公子”。说曹丕公子“敬爱客”，所以双方“乐饮不知疲”，然后就是夸赞曹丕的细心和宽厚的品行。

最后还把笔锋转到在座的文士们身上：“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希望大家各自努力，好好工作，以报答曹丕的知遇之恩。

在诸多赞美歌颂诗中，这首不算太肉麻。

还有许多这时候的作品，都是这一类的。翻查《文选》，建安文学中，光题目为《公宴诗》的就有六七首。

当文人被豢养起来的时候，文学的精神就逐渐丧失了，赞美、酬唱和无病呻吟，就成为文学主流。

所以，建安七子的优秀作品，都是在早期完成的。

不过客观来说，在烽火连天的岁月，曹操在邺下建立的作家协会，确实为当时的文士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场所和平台。

夺嫡之争

可悲的是，在魏晋时期，

大大小小的名士们，或主动或被动，

都会卷入到政治风波之中，

拼了命去玩那些自己不擅长的游戏。

所以魏晋名士们的下场，

大多都是可怜可惜可叹的。

乱世中的两类人

212年，即建安十七年春正月，汉献帝下诏，特许曹操“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一切遵照汉初开国元勋萧何所享受的特权。

“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三个词要稍微解释下。

汉代，大臣们上殿之前，要脱掉鞋子、摘掉佩剑，上殿以后要朝天子行跪拜之礼，以示对天子的尊重。《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高祖刘邦为了感谢萧何的功劳，特别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荣。此后，“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就成了对大臣的超级礼遇，上殿脱鞋的这个规矩一直到唐末还有保留。

到了董卓乱汉的时候，又为自己增加了一条“赞拜不名”，就是说不能直呼董卓的姓名，只能称呼他的官职。比如董卓上殿，太监在旁边喊“丞相进殿”，就不能直呼董卓的名字了，而其他百官还得喊“某某官某某某进殿”……这又等于给自己增加了无上荣耀——天子和天子使臣都不能直呼你的名字了，你想这得有多大范儿啊？

曹操此刻贵为丞相，又要接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荣，甚至连国贼董卓特定的“赞拜不名”也加上了，其嚣张跋扈、有意篡汉的野心表露无遗。

这还不算，到了这年冬十月，尚书董昭建议曹操说：“您看您这功劳，嗬！驱逐董卓、迎接献帝、平定北方、威慑天下，简直拯救了整个汉室，再没比您功劳更大的了。这么大功劳，再当一般的臣子可就不合适了。您想一直当臣子，我们这些大臣还不愿意呢！”——总有一帮善于揣摩老板心思的人，八面玲珑、机智无比，总是恰到好处地出来替老板办一切老板想办而又不好直接办的事。

曹操当然推脱啦。

董昭就游说大臣们，游说的结果呢，是大家一致认为曹操应该晋级“公爵”，加颁“九锡”，用以表彰曹操的特殊贡献。

公爵是爵位中最高级别的。通常情况下，伯爵就极其罕见了，一般的顶多封个侯爵。曹操又不是皇室宗亲，这时候贵为丞相，被封为一等侯爵，按常理也就到头了。加封公爵，那就等于要给曹操封个诸侯国！

颁“九锡”则更可怕。

“锡”同“赐”，“九锡”就是天子赏赐给有特殊贡献的诸侯王、大臣九种礼器。按《礼记》记载，这九种礼器分别是车马、衣服、乐县（即校音器，古代音律有神圣的意义）、朱户、纳陛（上朝时的贵宾通道）、虎贲（贴身勇士）、斧钺（可以诛杀有罪者，即民间常说的“上打天子下打臣”紫金锤、尚方宝剑一类的凭证）、弓矢（可以征伐不义的诸侯），以及秬鬯（音同“巨唱”，祭祀用的香酒）。

这些礼器通常只有天子才能使用，形式的表征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颁赐九锡，往往意味着敲响了旧王朝的丧钟。

满朝文武绝大多数都“顺应天命”、极力赞同，纷纷上书“劝谏”汉献帝给曹操封公爵、加九锡。

曹操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居然有一个人站出来极力反对！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反对自己的人，居然是自己的头号谋士——尚书令荀彧荀文若！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说在社会动荡的时候，会产生两种道德体系、两种价值标准，知识分子也会分成两类人。第一类人郁郁不得志、栖栖遑遑、常能感受到痛苦；而另一类则视乱世为机遇，能享受荣华富贵、显达于世。

为什么呢？

陈寅恪分析认为，士大夫中的第一类人，由于他们有坚守的信念、耿介真诚，常常具有理想主义的情怀，所以不善于用“新旧两套标准”来应付社会，心中理念又和现实格格不入，所以就处处碰壁、痛苦异常。

第二类人呢，他们没有固定的信念，贪图眼前的荣华富贵，不惜牺牲人格尊严而逢迎谄媚。他们大多数是功利主义者，善于利用两种道德、价值标准，来应付周遭环境，所以他们往往混得比较开，富贵荣显、身名俱泰。

从价值观上来说，我们高度赞扬坚守信念、耿介真诚的前者，贬斥两面三刀、庸俗油滑的后者。

但现实却往往相反，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他们会说：“道理确实是那样，但现实却是这样。”于是，大多数人成为丢弃信念、苟且活下来的庸鄙者。这些人越来越多，最后就叫嚣“活下来、活得好才是王道，至于理想、信念、道义什么的，就让它们见鬼去吧”！

这就是在不健康的环境中，为什么正直的人往往活得比较艰辛，而“聪明识时务者”都混得很好的原因——因为后者可以没有底线。

汉末三国两晋时期，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正是儒家式微、社会变革的时代，所以这两类人的特征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先不说董昭之流，且来看看荀彧，他绝对是心怀理想、真诚耿直的第一类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