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血色蹊径（第2/7页）

费诺罗萨对哈佛大学的同龄人（如亨利·亚当斯）、其在日本的朋友（如拉夫卡迪奥·赫恩）和早期现代主义作家（如以斯拉·庞德）等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费诺罗萨身材修长，洒脱飘逸，是一位口才极佳的东方倡导者。在费诺罗萨1908年去世之前，可以说，他已把波士顿，进而扩展至哈佛大学，变成了美国的东亚艺术知识中心。

作为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专家，冈仓天心堪称费诺罗萨的关门弟子和继任者。他是日本移民，长期以来担任该馆中国和日本部的研究员。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堪称波士顿芬威区的“皇太后”。冈仓虽然不是她的艺术顾问，却是她的精神导师。或许他担心担任顾问会产生利益冲突。1903年，伴随着波士顿交响乐团一场绚丽演出，伊莎贝拉的私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了。在她的新博物馆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中国屋”。第一间“中国屋”展示了日本屏风、寺庙悬挂物、中国刺绣以及其他小件展品。但是，直到新博物馆开馆后，伊莎贝拉才与冈仓相识。那时，冈仓刚来波士顿不久，担任波士顿美术馆的顾问。1913年，冈仓在日本去世时，伊莎贝拉在自己博物馆的音乐堂主办了一场焚香悼念活动。一位朋友代表她向冈仓墓的一块石头浇水；另一位时而为她无偿担任代理的朋友邓曼·罗斯，把冈仓的午餐饭盒和茶杯交到她的手里。同时，冈仓的继任研究员富田幸次郎，从冈仓墓地收集了梅花。为纪念冈仓，伊莎贝拉将第二个“中国屋”取名为“佛屋”。在该馆凉廊中，中国艺术主题显而易见。该馆还收藏了中国东魏时期的一块还愿石碑，由伯纳德·贝伦森从俄罗斯艺术收藏家维克多·格鲁贝夫手中征购而来。

1881年，伊莎贝拉在波士顿洛厄尔研究所聆听过莫尔斯有关日本的系列讲座。那些活动成为她迅速对东方产生兴趣的源泉。她邀请莫尔斯到自己家，对客人们重开讲座。伊莎贝拉的丈夫杰克是一位铁路投资家。1883年，夫妇两人一起秘密匆忙前往亚洲，访问了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虽然一路上有许多随从、行李车、搬运工、鞑靼用人以及私人厨师、牧马人、译员，他们还是选择走了一条常规的旅游线路：上海、天津、北京，返回上海后再去香港、广州和澳门。在北京，他们参观了古观象台、明十三陵、长城和圆明园遗址等。雍和宫是伊莎贝拉特别感兴趣的地方，那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教派的寺庙。她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在那里的观察：建筑、喇嘛们所穿的黄袍、诵经以及艺术，包括地毯、景泰蓝祭器和巨大佛像等。夫妇两人访问了传教使团和慈善机构。更为不同寻常的是，由于伊莎贝拉对亚洲宗教极感兴趣，他们还与佛教徒和道教徒会面。旅行期间穿插着购物、购买照片、在纪念册中夹带银杏叶、在日记中写下注释等活动。在总结19天的中国之行时，她写道：“尘土飞扬、污秽遍地，见识了各种景象和有趣的事情。”

异国旅行很适合伊莎贝拉古怪的性情。待在美国国内时，她总是难以躲避波士顿市侩的流言蜚语。人们曾津津乐道一个故事，说伊莎贝拉去参加一个四轮马车聚会，因时间紧迫，她竟租用一个火车头来接她。另一个故事说她参加舞会时，听到有人呼喊，请伊莎贝拉挪一挪火车。伊莎贝拉是一个劲头十足的棒球迷，有一次，在交响乐厅听音乐会时，她在额头两眉之间画着一面冠军旗，上面写着：“我挺红袜队（波士顿棒球队）。”在她家的浴缸上面，写着她的座右铭：“多想、少说、不动笔。”约翰·沃克（哈佛大学1930级）是国家美术馆的前馆长。尽管他对伊莎贝拉的个性不算了解，但他留下的一些文字或许是对伊莎贝拉最贴切的描述：

伊莎贝拉喜欢抛头露面。她用皮带牵着一头狮子在动物园里游荡，在职业拳击赛场前排就坐，在流行音乐会上以啤酒代替雪利酒，身穿低胸露肩品牌紧身服四处招摇。她有无数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则屈指可数。

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哈佛大学1846级）是伊莎贝拉最重要的良师益友。他是有影响力的《北美评论》杂志的创刊人和编辑，其父是新英格兰地区基督教一位论派的主教，堂兄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是哈佛大学校长（堂兄弟两人都是商业王子塞缪尔·埃利奥特的孙子。据同时代人传说，他是在波士顿寿终正寝的最有钱的人）。小查尔斯·诺顿属于美国最有教养、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他是“但丁学会”的创始成员之一。该学会的早期会长是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和詹姆斯·卢塞尔·洛厄尔（哈佛大学1838级），学会成员包括老奥利维尔·温德尔·霍姆斯、威廉·迪恩·豪厄尔斯和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朗费罗曾把但丁作品翻译成意大利文。起初，为对其进行研究和修订，上述成员在朗费罗位于剑桥城的土坯房“克雷吉屋”会面。后来，他们逐渐转移到诺顿位于故乡“阴山”地区的豪华住宅。那里是一片绿树成荫的公园，诺顿在“阴山”的书房金碧辉煌，里面满是绘画、金属器、书籍和手稿。正是在那里，亨利·詹姆斯被介绍给了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

伊莎贝拉经常被人称为“杰克夫人”。她经常来听诺顿鼓吹高尚情操之道的讲座。据说有一次，当老师讲得忘乎所以时，她发出了一声冷笑：“天啊，不，那太夸张了。”诺顿促使伊莎贝拉成为一名收藏家，有时还担任她的代理（当“阴山”住处费用高昂时，他还会向她出售一些善本书和手稿）。19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费诺罗萨和伊莎贝拉，诺顿的助手还包括了他非常喜欢的三位弟子：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哈佛大学1886级）、艺术史学家和收藏家查尔斯·勒塞（哈佛大学1886级），以及散文作家和评论家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后者成为诺顿另一位学生伯纳德·贝伦森（虽然并不那么受老师喜欢）的内弟。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位，其他人似乎都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不过鲜为人知。除了诺顿的三位弟子，常到波士顿芬威公园品茶的重要本科生还包括亨利·詹姆斯（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还有未来波士顿美术馆的三位捐赠人：内德·沃伦（哈佛大学1883级），他向该馆捐赠了一件古希腊雕像藏品；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哈佛大学1871级、1874级医学博士生）；以及邓曼·罗斯（哈佛大学1875级、1880级哲学博士）。最后两位，也是波士顿美术馆亚洲收藏的主要捐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