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血色蹊径（第4/7页）

日本的寺庙亟待修复。那些绘画成为从某位日本收藏家获得大批贷款的担保。寺庙的僧侣似乎已同意在美国出售展览中的10幅绘画。展览结束时，罗斯购买了5幅最佳画作，并最终将其捐赠给了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也购买了5幅绘画。更为神秘的是，费诺罗萨宣称有两幅绘画被弄错了地方，它们未被展出，也未提供给波士顿美术馆或罗斯。它们被费诺罗萨卖给了查尔斯·弗利尔。博物馆研究员似乎认为，日本寺庙欠费诺罗萨一份人情或佣金。1908年，那批绘画运回京都后被视为日本国宝。从此，日本人对那次卖画行为一直懊恼不已。

1895年购买那批绘画，标志着波士顿美术馆收藏早期中国绘画的开始。在许多年里，它们都是西方收藏的顶级中国古代绘画。邓曼·罗斯捐赠的另一幅著名画作是《历代帝王图》。1928年日本裕仁天皇登基时，日本东京展出过那幅画作。之前，它属于中国福建省一个林姓家族的收藏。1931年，邓曼·罗斯通过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最终把它征集到手。

《历代帝王图》长度超过5米，绢本设色，可能是美国收藏的最早的中国卷轴画。征集此画时，虽然罗斯和波士顿美术馆研究员富田幸次郎均认为它是唐代宫廷画家阎立本的原作，该馆今日网站也是如此列目，但另一位学者宁强教授则认为，它是后来北宋时期（960—1127）的摹本。绘画描绘了唐朝以前的13位皇帝及其侍从。宁教授推理道，“之所以特别选择那13位皇帝背后的动机……是为了使唐太宗的统治合法化”。由于唐太宗篡权，谋杀亲兄，逼迫父亲退位，“因而，他似乎是绘画原作的赞助人”。每位皇帝都有一行铭文可辨。第三位皇帝是北周武帝，他于公元560年至578年在位，画面上铭文称他“毁灭佛法”（他的行为受到了道教教徒大臣的影响）。富田幸次郎断言，“作为肖像画，这幅卷轴画的质量非同凡响，属于全世界最主要的杰作之一”。

富田幸次郎用一幅小复制品向罗斯介绍了《历代帝王图》的情况。研究员回忆道：“罗斯说：‘我怎么能够得到它？’我告诉他那幅画目前在中国。他说：‘尝试一下吧’。提到价格问题时，听到要花成千上万美元（经济大萧条时期要6万美元），他说：‘我没那么多钱，但是我现在就去弄那笔钱，我会给我的律师打电话。’罗斯的确言行一致。他的律师说：‘罗斯博士，你是单身汉，有足够的钱，但是你不能一次花掉那么多。’”罗斯依靠附属担保物，筹借了一笔巨款，波士顿美术馆预付了其余部分。罗斯在遗嘱中给波士顿美术馆留下了一笔钱，用以偿还那笔借款和利息；因为，如富田幸次郎所说：“他就是那种类型的人。”

1853年，邓曼·沃尔多·罗斯出生于辛辛那提市，父母是约翰·卢德洛·罗斯和弗朗斯·沃克·沃尔多，家里的另外3个孩子都先后夭折。如邓曼所说：“我是家里留下的独苗。”1862年，邓曼全家迁居波士顿，以便靠近母亲沃尔多家族那边的亲戚。如邓曼回忆说：迁往波士顿，是因为父亲“不想参军后把妻子和独苗儿子留在河对岸就是敌人的辛辛那提”。母亲在沃尔多那边的亲人还有邓曼的姥爷亨利。他是阿摩司·劳伦斯的生意合伙人，两人联手投资了波士顿北部蒸蒸日上的劳伦斯工厂。外孙邓曼一生喜欢收藏纺织品，或许与姥爷亨利·沃尔多的启发有关。邓曼的父亲也是一位精明的企业家，他与兄弟马提亚·邓曼（邓曼之名即源于此）联手，购买了大量波士顿后湾区的房地产股票。当时，后湾区仍处于开发期。此外，他还对其他方面经营感兴趣，包括电力、屋顶材料和亚麻鱼线生产，后者是波士顿一种特别有利可图的生意。因此，在美国尚未开始征收所得税的年月，邓曼的父亲约翰·罗斯，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

1871年，邓曼进入哈佛大学，随即跟随约翰·亚当斯学习历史。那时，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刚把亚当斯从首都华盛顿挖到哈佛任教。大四时，邓曼参加了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的《美术史及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课程。诺顿认为，历史应当遵循实践，因此，虽然他的课程没有安排铅笔和画笔练习，但沿用了查尔斯·穆尔所授课程《绘画、雕塑和建筑的设计原则》。受诺顿启发，邓曼还对一些人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包括英国有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以及他推崇的拉斐尔之前的画家。邓曼吸收了导师所秉持的信念，将其融入艺术教育的道德受益中。在美国工艺美术运动中，邓曼可谓是一马当先。

邓曼是亚当斯的博士生，在德国莱比锡城做过研究。1883年，他出版了有关德国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1884年，邓曼的父亲去世，邓曼不必再继续开展历史学术研究。这一骤变具有决定性意义：“我有大量有关古代法律的藏书。我把它们送给了哈佛学院，将曾经存放书籍的书房扩建、重新布置，改造成了适于开展绘画和艺术品收藏等活动的工作室。”他所继承的遗产，加上波士顿后湾区体量巨大的公寓式酒店卢德洛大厦（建于其家族所有土地之上，对面就是三一教堂）的租金收入，使他得以一生周游世界，对艺术、绘画和收藏进行研究著述。

邓曼博士开始追求新的事业，致力于在哈佛大学传授设计理论。起初，他在哈佛大学建筑学院授课，1909年转到了美术学院。年过七旬后，他仍坚持上讲台。一位学生还记得：“他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其设计理论多少有些教条。他偶然会气喘，但仍然渴望收藏，渴望讲课，渴望欣赏美物。”

邓曼深知对工匠和学生传授艺术的重要性，因此特别喜欢在暑假补习班为工匠和学校老师授课。然而，他的教学却表现出极强的独裁主义倾向。有人曾如此描述安德鲁斯·诺顿牧师：“诺顿进入教室。他不是来寻求真理，而是作为真理获得者大驾光临。”那种描述正是邓曼教条主义讲课风格的真实写照。“他对弟子的影响极大，”邓曼的一位学生评论道，“他坚信自己的方法至高无上，因而不鼓励弟子自我思考。他对弟子的研究发现毫无兴趣，那成为他讲课中的真正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