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血色蹊径（第3/7页）

19世纪80年代期间，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业巨富仍在投资房地产和铁路债券，用以补贴年轻一代的艺术兴趣。婆罗门们将自己经营生意的技能用于波士顿文化机构的运作，包括波士顿美术馆，他们主导了该馆的董事会。尼尔·哈里斯是文化史学家，如他所评论：“在波士顿美术馆董事会中，埃利奥特、帕金斯和比奇洛三个家族各就各位，23位当选董事几乎全都来自新英格兰老式家庭，个个腰缠万贯。其中一人拥有波士顿图书馆，11人是‘星期六俱乐部’成员，5人是（或可能是）哈佛大学督学委员会成员，一半人是萨默塞特或博托尔夫俱乐部会员，许多人在血缘上沾亲带故。”

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属于那类人的典型。他是一位从事中国贸易的重量级巨富的受益人，家里三代人都是医生。他的父亲是加德纳家族的内科医生，也是约翰·拉法格、亨利·卡伯特·洛奇议员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密友。亨利·亚当斯的妻子克洛弗很喜欢比奇洛那位堂兄，她和丈夫都是热心的亚洲艺术收藏者。在楠塔基特岛西端之外，有一个托克纳克小岛，比奇洛在那里拥有一处避暑休养地。亚当斯认为，那里有着“壮丽的中世纪景色”。比奇洛禁止女人入内，鼓励男人们结伴裸泳，使洛奇议员总想前往托克纳克岛，从而躲避华盛顿的酷暑。比奇洛高声喊着：“冲浪吧，老兄！晒晒太阳吧，老兄！都赤裸起来吧！我的天啊！我是多么想一丝不挂！”比奇洛的图书室里有3000册图书，向客人们提供有关佛教、玄妙书籍，传说还有三种语言写成的成人读物。与那些赤条条或穿睡衣闲逛的老男人相比，比奇洛更喜欢日本和服，但是晚餐则要求着正装。

比奇洛聆听过爱德华·莫尔斯的讲座。他邀请莫尔斯来托克纳克岛。1882年，还请他一同前往日本。比奇洛“医生”在日本度过了7年，成了一名佛教徒。1883年，伊莎贝拉夫妇前往远东旅行时，比奇洛曾予以接待，尽了地主之谊。在他们称兄道弟期间，比奇洛曾声称要为杰克夫人寻找“忧郁驱除器、死尸复活剂和综合快乐器”。为向伊莎贝拉表示敬意，他把自己的切萨皮克猎犬起名为约翰·加德纳夫人，简称“美女”，因为“在一口气呼喊猎犬全名后，他再无力气吹响哨子”。尽管如此，比奇洛也会对伊莎贝拉发火，使贝伦森感到同情，尽管他本人总称伊莎贝拉是“查尔斯家族的蛇精”。在写给洛奇议员的信中，比奇洛曾直言不讳地大发雷霆，称伊莎贝拉“虚荣自负、爱管闲事和任性冲动”，甚至连“忠诚和背信弃义之间有什么区别都搞不清楚。她会与任何人交朋友，又会随意牺牲掉任何朋友”。

1926年10月6日，《波士顿晚报》的头版出现了两条醒目标题，一条是“巴比·鲁斯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完成三次本垒打”。但是，该报却用更大号的字体，报道了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逝世的消息。当时，约翰·埃勒顿·洛奇是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与日本艺术研究员，他的父亲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比奇洛最好的朋友。小洛奇为比奇洛穿戴寿衣：灰色日本长和服，上身还披着日本佛教真言宗派的僧侣斗篷，之后将比奇洛火葬。根据比奇洛遗嘱，他的骨灰分葬两处：一处是（由其祖父创建的）奥本山陵园；另一处是日本的法明三井寺。日本僧侣把他埋在了琵琶湖附近，与其朋友费诺罗萨的墓地相距不远。比奇洛把自己的亚洲艺术收藏遗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总数超过了26000件。

在波士顿的单身汉鉴赏家和博物馆赞助人中，邓曼·罗斯是另一位显贵人物。他收集艺术品的目的是把它们留给后代。罗斯博士头衔繁多：教授、艺术家、收藏家、设计理论著作有影响力作者等。最重要的是，他还身兼波士顿美术馆和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董事和捐赠人。在其一生中，他向波士顿美术馆赠送了11000件藏品，向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赠送了1500件藏品。虽然罗斯的收藏领域广泛，但本书关注的焦点仍是他对中国艺术的兴趣。

艺术史学家肯尼思·克拉克曾经写道：“我的收藏，是我生命的日记，也是我从未抛弃过的唯一珍藏。”罗斯正是如此。他保留了许多与博物馆管理者、研究员、收藏家伙伴，以及诸如约瑟夫·林登·史密斯和伊莎贝拉之类朋友的通信。那些信件中，几乎不曾涉及个人私事，记叙的都是所见所藏的物品、旅行游记，以及如何对其捐赠藏品进行展示的建议。曾担任过波士顿美术馆研究员的屈志仁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研究了罗斯的所捐藏品，意识到“罗斯是一个伟大收藏家。之前，我不相信有什么‘眼力’之说，罗斯改变了我在那方面的所有看法”。

“我的动机是喜欢有条有理，喜欢美感，”罗斯在一本自传笔记中解释说，“收藏艺术品很简单，可遇不可求。我有钱可用，就出手了。”有朋友来访时，“我发现自己总在唠叨同样藏品的同样事情，反反复复对他们讲同样的故事，直到我自己感到羞愧。我不能再继续那样的生活了。所以，我把那些藏品送给了波士顿美术馆。起初是租借，后来变成了捐赠”。

罗斯向该馆捐赠了一批中国绘画，其中最著名珍贵的，是5张描绘罗汉（指佛陀那些得道的弟子）的南宋早期绘画。它们有可能是周季常和林庭硅的作品，创作时期是1178年至1188年之间。之前，它们曾入藏日本京都的禅宗寺庙大德寺，属于13世纪被带往日本的一套百件中国卷轴画的一部分。1894年，费诺罗萨安排租借其中的44幅绘画，赴美国举办了展览，在波士顿收藏圈引起了轰动。展览正式开幕前，罗斯带自己的朋友伯纳德·贝伦森与费诺罗萨见面，大家一起观看了展览。在意大利绘画鉴赏方面，贝伦森闻名遐迩，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对佛教艺术也有强烈兴趣。受那次展览的激励，贝伦森的兴趣演变成了一种伟大的激情。在给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玛丽·史密斯·科斯特罗伊的信中，贝伦森写道，他惊奇地发现“东方艺术，正在超越德国画家丢勒和意大利画家詹蒂利·贝里尼”：

在人物和综合构图方面，那些绘画作品与我们最好的欧洲作品一样，堪称简洁而完美……我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费诺罗萨一边观看，一边打着哆嗦。我觉得我要死了。连外表如同矮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邓曼·罗斯，也兴奋得跳上跳下。我们忍不住相互戳脖子、掐脖子，为之哭泣。毫无疑问，那是我参观艺术展览前所未有的体验。费诺罗萨已皈依神秘难懂的佛教。对此，我没有感到一丁点儿的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