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血色蹊径（第5/7页）

邓曼研究方法的基础，是上手接触艺术品原作。他经常邀请弟子来到他位于克雷吉大街的家中享用晚餐，在天花板高挑、充满艺术品的房间里上鉴赏课，让弟子有机会观摩正在走向博物馆途中的艺术品。他对弟子的建议是：“把某种类型最好的东西熟记于心，直到你遇上比它更漂亮的东西。要挑剔，只买最好的东西。不在不同类型东西之间做比较。”邓曼退休后，仍然对属于可塑之才的学生保持兴趣，其中之一是1928年至1929年入校的劳伦斯·史克曼。后来，史克曼当上了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馆长，被认为是最受邓曼艺术影响的人。邓曼向富田幸次郎推荐，让史克曼掌管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藏品。史克曼报告说，富田幸次郎是“最宽容、最乐于助人的人”。邓曼还建议史克曼“学习语言，但不当语言学家；钻研艺术，但不做‘艺术爱好者’”。

虽然邓曼属于首批收藏莫奈作品的美国人，他还是对“印象派”失去了兴趣，认为它们“与古典艺术杰作相比，过于肤浅”。他强烈反对现代艺术，反对马蒂斯、毕加索以及德国表现主义，阻止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进入那个收藏领域。邓曼是福格艺术博物馆“罗斯研究系列藏品”的保管员和名誉研究员。邓曼阻拦的结果，是保罗·萨克斯、林肯·柯尔斯顿、爱德华·沃伯格和约翰·沃克等人，在福格艺术博物馆一位馆长鼓励，以及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启发下，在哈佛广场成立了“哈佛大学当代艺术学会”。沃克在自传《捐赠者自画像》中写道，邓曼“对自认为属于颓废艺术的，像希特勒一样坚决阻止其传播”。

1895年，波士顿美术馆拉邓曼加入博物馆董事会（由于邓曼的叔父马提亚·邓曼·罗斯是该馆的创建董事，此举也算继承了叔父的志向）。因此，邓曼进入了波士顿亚洲艺术收藏家的婆罗门精英俱乐部，其中包括查尔斯·戈达德·维尔德和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等人。前者也是一位从事中国贸易的巨富受益人，曾把所购的费诺罗萨亚洲艺术私藏捐赠给了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部，弥漫着一种强烈崇拜日本的氛围。邓曼先是收藏日本艺术，但很快延伸至亚洲其他地区，包括中国。1910年至1912年，邓曼访问了中国。陪同邓曼开展大规模收藏之旅的，不但有他的堂兄弟路易斯·纳霍斯特，还有画家约瑟夫·“佐佐”·林登·史密斯和赫维·韦策尔（哈佛大学1911级）。邓曼对画家史密斯给予资助，在卢德洛大厦的顶层为他提供了一个大空间工作室。

邓曼极为赞赏史密斯的作品。1886年，为回报画家的授课，邓曼出钱去欧洲旅行，以便俩人一起欣赏欧洲的古典杰作。那是他们终生友谊的开始。后来，他们又前往墨西哥、欧洲和亚洲旅行，使友谊得到进一步加强。旅行期间，他们会肩并肩作画（邓曼最终成为一名技艺娴熟的画家，虽然不算专业）。大约50年后的一个秋天，即邓曼去世前不久，史密斯从威尼斯寄出了一封信，思考他们共同经历的过去：“那时，我们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我们的一些最佳作品，都完成于那个时期。我们建立了一个始终坚守的标准。很少有人像我们那样了解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意大利今非昔比。对我来说，它受到了破坏。我是不会再来意大利了。”

爱德华·福布斯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馆长。他把哈佛大学学生赫维·韦策尔引荐给邓曼，称其是“一位安逸的绅士”。年轻的韦策尔则从学生变成弟子，最后成为邓曼一生的朋友。1912年至1913年，韦策尔跟随邓曼一起旅行。他们从横穿日本和中国开始，经过东南亚、印度、埃及和欧洲回国。邓曼为两人定下了藏品征集规矩：他具有优先取舍权。他们与古董商会面，参观他们的店铺，忽略那些具有“考古或历史意义”的东西，更喜欢收藏最能体现某种观念的东西。那种观念就是：“开明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想象力，不仅要阅读最好书籍，还要观赏最佳美物。”

导师邓曼称韦策尔“有辨别能力、非常挑剔”“渴望欣赏自己认为精美的东西，充满热情；其品位和判断几乎不出差错”。韦策尔用自己继承的财产构进了一批重要收藏。邓曼还希望那位年轻人能够接替自己担任博物馆的董事。1917年，波士顿美术馆提供了一个名誉岗位，请韦策尔担任波斯艺术研究员。韦策尔打算专注于此，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时间，把波士顿美术馆的波斯藏品打造成世界一流。他还在波士顿路易斯堡广场购买了两栋相互毗连的房子，以存放不断增加、可能会让房子变成一座小博物馆的藏品。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阻碍了那一切的发生。由于心脏问题，韦策尔被拒绝入伍，于是他在美国红十字会巴黎总部当了一名志愿者。韦策尔感觉自己此行可能一去不复返，因此在福格艺术博物馆老馆，为自己的中国、日本和朝鲜藏品安排举办了一个展览。1918年，韦策尔死于肺炎。他向福格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馆分别遗赠10万美元，用于购买重要艺术品。他的东方艺术品收藏也一分为二，分别赠送上述两家博物馆。在他捐赠的藏品中，有中国北魏时期（386—534）的佛教还愿碑，直到今天，它仍然在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展厅展出。为纪念年轻的朋友韦策尔，邓曼也向波士顿美术馆赠送了一尊柬埔寨雕像。

1913年，为纪念波士顿美术馆研究员冈仓天心，邓曼·罗斯向该馆捐赠了一尊中国东魏石质菩萨像（参见彩色插图5）。它出土于中国洛阳的白马寺，体量巨大，特别精致。冈仓首次见到这尊雕像是在1906年的中国。那时它刚出土不久。1910年，他重返中国，希望能够买到它。然而，那尊菩萨像已不见踪影。最后，邓曼在巴黎古董商保罗·马龙的店铺中见到了它，便将其买下。

“邓曼叔叔”是波士顿美术馆和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库房的常客，有时还不请自来。他把自己的收藏存放在福格艺术博物馆，占用了那里相当大的空间，在研究领域引发了许多关注。如比奇洛一样，邓曼也沉溺于许多幕后的钩心斗角，卷入波士顿美术馆石膏像收藏，以及博物馆人事之类的事情（邓曼给哈佛大学校长和波士顿美术馆自然董事劳伦斯·洛厄尔写过一封信，开头便是：“据我判断，波士顿美术馆作为组织机构，应受到谴责”）。当时，邓曼对博物馆各部门的运作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有亲爱的老邓曼·罗斯把门，他决不会让你侥幸逃脱。”当时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的一位研究员有感而发，“说到底，邓曼当时实际上拥有着那座博物馆。”福格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兰登·华尔纳补充道：“他对自己的发现沾沾自喜，让我们了解他所购绘画作品的所有价值。他自吹自擂，喜欢被人点头称是。不管怎样，如果有谁拒绝他提出的任何小要求，那可真是小心眼儿了。而且，我们发现，对他唯唯诺诺是聪明之举。但无论如何，是他带领我们认识了柬埔寨雕塑、南印度青铜器和科普特挂毯，认识到它们在各自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邓曼不仅对藏品征集提出建议，有时，他还对所选作品的判断是否“成熟”表示怀疑。譬如后来成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的普艾伦（参见第四章）打算同华尔纳和贺拉斯·杰恩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敦煌壁画，对此邓曼就曾表示过怀疑。虽然邓曼未坚持要求把他的藏品集中保管，他还是建议在所有藏品标签上注明“邓曼·罗斯藏品”，以便“在我死后许多年，我还能像一本书或一幅绘画那样，与波士顿人民推心置腹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