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龙门石窟之殇（第5/7页）

那时，我是一个快乐的质朴青年。现在，我已两鬓斑白，身体弯曲，脑子也不再特别灵光。但是，我得到了完整的礼佛图浮雕。从这里到那里，从这家店到那家店，从开封，从郑州，是的，包括从上海，我一块接一块地收集，这里收半个脑袋，那里收一条袖子；从夏先生手里收一只手，成百上千的小碎块……不管怎样，最后，早期中国雕塑最伟大的单件浮雕被组合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为中国艺术，为全世界做了一些事，其价值只能被后人评估。我们花了3个月时间，把它们一块块拼接起来，像一群男孩子整天坐着，试试这块，试试那块，哪块该放哪里，合不合适？那是一只眼睛，还是一条服饰花边？

不管怎样，到了5月底，史克曼给华尔纳写了封信：“3个大箱子已经离开，困难重重。我感觉自己年轻了3岁。”

然而，6月再次去龙门石窟时，史克曼吃惊地发现，他得到的浮雕，比他想象中要少很多。更糟糕的是，他担心自己购买了一些赝品，它们已开始显现。“当然，所有头像和一些服饰褶纹残块都是原物，另外一些褶纹残块可能还在北京。我们拿到的一些碎块，次序有些问题。难题是，无人能派人到龙门石窟取得留在那里的东西……简言之，情况一团糟，我为此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那时候，伯查德正在德国，准备关闭他在柏林的画廊。即便如此，伯查德还是给朋友史克曼写信：“对于你的忧虑之事、无眠之夜，以及所有的麻烦，我深感遗憾……但是，别担心，当最后一块丢失的碎块来到你手里时，我一定会把它们全部修复……我们离开中国前不久，我已派出了当地的‘原班人马’，给了他们相当好的报酬，让他们把仍留在原址的浮雕碎块一网打尽。我们签了契约。‘原班人马’发誓，至少会把浮雕最佳的部分发送过来……当我错失，并购买了服饰皱纹的赝品时，我只有一件事可以聊以自慰。那就是，即便是某位像我这样的更好的专家（原文如此），在征集所有的小碎块时，也可能上当受骗买到假货。”

不管怎样，《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遭受破坏的流言传至纽约。1935年夏天，普艾伦挥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旗号，也来到了龙门石窟，参与到剩余战利品的竞争中。

我们上次提到普艾伦，还是1925年的事。那时，他与贺拉斯·杰恩和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批探险队一起，正在从敦煌返回的路上。第二年，我们提到他拿到了前往北京学习的萨克斯奖学金，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文物。他给萨克斯写信，说自己住在一栋“完美无比的中式住宅里……我有一位厨师、一位拉黄包车的男孩儿、一条白狗和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那位学者不讲英语，我可能是你所认识的最幸福之人。每天早上，一位老学者过来给我读3个小时《孟子》。到了晚上，一位年轻学者来读报纸、艺术书籍，或侃大山……周末时，我参观城里的寺庙，或去西山游玩”。

普艾伦所获的奖学金，使他得以（混迹于琉璃厂古董店之间）学习中文，并追求他特别感兴趣的中国戏剧。他学会了演唱整场戏剧，能用刺耳的假声连续唱上半个小时，赢得古典戏剧学会的洋人朋友和中国客人们的阵阵尖叫喝彩。普艾伦的演艺成就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份中文报纸刊登了3篇文章，记者在文章结尾处写道：“我第一次发现，东西方在同一屋檐下共享真正的快乐。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一起同享欢乐！有谁不相信那样的事，就让他拿起毛笔挑战我吧！我会迎接挑战，给他沉重打击！”

在北京家中，有几位适婚年龄的童仆伺候普艾伦的日常生活。他让他们身着中国学者长袍。他给萨克斯写信，抱怨说他的做法搞得“满城沸沸扬扬，大意是说，真可惜，那位阳光年轻人已‘入乡随俗’，还‘与中国戏子及其姨太太们放荡不羁’”。然而，据普艾伦的同事、弗利尔美术馆的毕士博说，普艾伦已经“完全中国化，衣服、食物、脏地板，甚至到了允许他的京巴小崽们到处乱跑撒尿的程度。那些事情必须有个了断，以免变得更糟，哪怕让他远离北京”。

（旅居北京期间，普艾伦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属于中国。他成了一名佛教住持，安排将自己葬于中国的一处佛教墓地。然而，此事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政治干涉，他被禁止在中国入土。普艾伦死于日本，葬于京都日本山中商会古董商家族为其提供的墓地。）

1927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波什·雷茨返回荷兰生活。该馆邀请普艾伦担任该馆的临时研究员，以便接替雷茨的工作。普艾伦善于看人下菜碟，会根据你的社会地位或与其亲疏程度，表现得“机智诙谐、温文尔雅、一副学者派头”，或“顽固暴躁，像时兴的游手好闲之辈，变成一位招人嫌的坏蛋（参见电影《晚宴的约定》等），并且表演得绘声绘色”。

在接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邀请时，普艾伦强调了自己为赢得那个位置付出的艰辛努力：

然而，我很清楚（那不是空洞无物的自夸），我在马车里沿沙漠道路颠簸前进的每一分钟（我会情不自禁地琢磨，希望那位赶车的孩子晚饭能有茄子吃），以及我在北京小胡同、戏院、公园、茶馆和中国人家里停留的每一分钟，都为我提供了一种途径，使我对那个伟大的民族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使我有更好的理由断定：这是宋代绘画，那是北魏石刻。我爱中国人。有时候，我也会使他们痛苦不堪。但是，我依然热爱他们，愿意在我墓碑上刻上3米多高的大字：“世上有两个最伟大民族：希腊人和中国人。”

波什·雷茨曾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惨淡经营，只有一名孤零零的助手和极少经费。但是，继任的研究员们都对他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包括他征购的一尊巨大北魏鎏金铜佛像和一批绘画收藏。经查尔斯·弗利尔推荐，雷茨从福开森手中购得那批藏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强项，在于它拥有奥尔特曼所藏瓷器和所购青铜器。那批青铜器，从已故鉴赏家、收藏家端方总督家族征集，同样由福开森从中协调完成。然而，那一类藏品，绝对不符合普艾伦核心爱好的胃口。“如瓷器和青铜器那样的美物，似乎与我认为的主要艺术形式——绘画、雕塑和建筑不可同日而语。”普艾伦发誓，“构建与纽约这座城市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规模相匹配的收藏……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体量大、具有影响力的藏品。”来自龙门石窟的浮雕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