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洛克菲勒家族的浪漫

1900年,美国的镀金时代达到顶峰。美国不仅在经济上蒸蒸日上,站在顶峰四下张望,在美国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几乎见不到一丝阴云。在国外,英国国旗面临四面楚歌。同时,美国的星条旗,则趾高气扬迎风飘扬。1899年10月,英国人在南非发动了一场战争,打算在圣诞节前鸣锣收兵。然而,英帝国军队动用50万人,耗时3年,才算镇压了由88000布尔人组成的杂牌军。相比之下,1898年,美国军队仅用5个月,就使西班牙人俯首称臣。时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的海约翰[1]喜气洋洋,用“一场精彩的小战斗”之类的词汇描述那场美西战争。后来,海约翰大使给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写道:“在美国历史上,我们从未拥有过在当今世界获得的地位。”美国在美西战争中速战速决,一举拿下了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权登台亮相。1901年,随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驾崩,许多人似乎认为,美国有可能顺理成章地分享,甚至继承女王的扩张主义权杖。

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是信徒,其中也有持不同政见者,包括马克·吐温、威廉·詹姆斯、安德鲁·卡耐基和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等著名人物。在批准与西班牙签署和平协议时,美国参议院也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如果再多两张反对票,便可达到参议院阻止批准的三分之一票数。(对此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英国诗人鲁迪亚德·吉卜林的一首诗,它呼吁美国人“承担起白人的责任”,特别是在菲律宾。那位帝国诗人精明狡猾,把那首诗寄给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后者立刻把它转交热心的扩张主义者《纽约太阳报》发表。)

1900年,在费城举办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纽约参议员昌西·迪普将美国的庆祝气氛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比1896年的自己长大了4倍。”参议员停顿一下,无疑在等待山呼海啸的赞同声。他随后宣称:“我们每个人的才智更强,希望更大,更加爱国,胸脯更壮。那一切都源于一个事实: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强权,追求和平、文明,追求自己工业和劳动产品的扩张。”(作为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主要法定追随者,迪普参议员本人也是十几家铁路公司的总裁或董事会成员。)大会代表对威廉·麦金利那位自以为是的竞选搭档西奥多·罗斯福州长表示怀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一片鼓掌欢呼声中提名麦金利连任共和党主席。“难道你们没有人认识到,”俄亥俄州企业家、共和党主要筹款人马克·汉纳对此忧心忡忡,他在私底下说,“在那个疯子罗斯福和总统大位之间,只隔着一条人命。”

无论如何,到了1901年,美国的地平线上似乎已不再是晴空万里。当年9月,发生了令汉纳担心的事情。在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名疯狂的无政府主义者对麦金利总统射出了致命子弹,把“那个可恶的牛仔”(汉纳用词)提升至总统宝座。同时,将“白宫”(罗斯福使“白宫”一词广为流传)置于一位活跃改革家、狂热新帝国主义分子的统治之下。西奥多·罗斯福在“天字第一号讲坛”(bully pulpit,他自创的词)统治了7年。其间,正值新闻界揭发丑闻的“扒粪”(journalistic muckraking,也是他自创的词)活动达到高峰。那时,美国的流行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拥有大量“财富的嫌犯”(malefactors of great wealth,同上)进行了猛烈抨击。

而且,1901年发生了两起企业合并事件,加速了人们对新财阀统治的怀疑。后来很快证明,收藏家和艺术品卖家,都从那些事件中大获好处,包括中国瓷器。3月3日,皮尔庞特·摩根通知华尔街,称他已经整合了美国钢铁公司,资产达到了14亿美元,成为世界上首个跨越10亿美元大关的企业。珍妮·斯特劳斯包罗万象的摩根传记中记述道,那意味着,摩根的“巨大控股公司,可以拥有钢铁厂、高炉、炼焦炉、矿山、驳船、轮船、成千上万英亩焦煤和煤田,以及几条铁路”。因此,美国钢铁公司可控制、生产近一半的美国钢产量——相当于190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按当今价格计算,该公司的资产多达5000亿美元)。

10月9日,发生了另一个极其不同,却同样幸运的兼并。小洛克菲勒是其父亲石油财富的唯一继承人。他迎娶了参议员纳尔逊·阿尔德里奇的女儿阿比·格林·阿尔德里奇。婚礼在他岳父的家乡罗德岛沃里克的一个简朴教堂举行。那桩婚姻,使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王朝,与美国参议院公认的共和党掌舵人联姻。戴维·格雷哈姆·菲利普斯是一位以揭发丑闻为生的记者。1906年3月,他在《时尚》杂志发表了《吃里爬外的参议院》一文。如那篇文章所观察:“如此,美国人民的主要剥削者,与为剥削者服务的大阴谋家,通过联姻结成了亲密同盟。”毫无疑问,那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但是,那件事情与本书主题有关:老迈的摩根与年轻的洛克菲勒都酷爱收藏中国瓷器。在他们的鼓动下,1909年,美国国会为了所有收藏家、古董商和博物馆的利益,批准《佩恩-阿尔德里奇关税法》。

纳尔逊·阿尔德里奇把持的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起草了上述法案。从多方面讲,该法案在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取消了超过一百年历史的艺术品的所有关税。批评者反驳说,富人是此类艺术品的主要买家,他们有能力支付关税。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基辩解说:“那些艺术品由个人携带入境。在各国历史中最终都进入了博物馆和其他地方。伟大艺术品在博物馆受到保护,使所有公众受益。”参议员本杰明·迪尔曼赞同此法案。他是南卡罗莱纳州民主党的代表。有时,人们称他是平民主义的“草根本杰明”。他对该法案的评论有些令人始料未及:

我曾有机会参观佛罗伦萨、巴黎和伦敦的伟大美术馆……我的亲眼所见,足以使我确信:美国人民有能力鼓励进口一部分那样的艺术杰作。我们可将那些艺术品作为手段,借以提升美国人民的观念,激发他们的艺术天赋……如果你们希望敲打那些百万富翁,那就撤销一些让他们从其他地方捞钱的特权。但是,如果他们希望从国外带入任何物有所值的艺术品,就让他们如愿以偿吧!最后,他们总会死光光。而一座美术馆,将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收藏遗产的继承者。

情况的确如此。1917年,美国颁布了《岁入法案》,进一步拓宽了流入博物馆捐赠品的范围。该法案规定,对给予非营利性机构的捐赠,免除其依据新实施《联邦所得税法》缴纳的税额。而非营利性机构的运作,“必须以宗教、慈善、科学、文学或教育为目的”。此后,美国的所有博物馆都从此法案中获益。之后,美国又同意在《联邦遗产税法》中免除类似捐赠的税收。无论美国那些明显的激励措施的客观效果如何,对于小洛克菲勒夫妇与纳尔逊·阿尔德里奇参议员之间的家庭联系而言,它们显得极为重要。阿尔德里奇参议员被认为是美国的“国家总经理”(戴维·洛克菲勒用语)或“美国的政治老板”(“丑闻包打听”林肯·斯蒂芬斯用语)。摩根早就明确表示,他的大量艺术品将一直留在欧洲,直到能够免税进入美国港口。当《佩恩-阿尔德里奇关税法》获得通过时,摩根一边邀请美国海关人员对藏品进行检查评估,一边将它们包装好,直接运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保存。那时,摩根还是该馆的董事会主席。1912年至1913年期间,在著名古董商雅克·塞利格曼的监督下,摩根的351箱免税艺术品运抵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毫无疑问,美国国会批准的减免海关税、减免税收等鼓励政策,变成了一种重要推动力。它使羽翼未丰的美国公共博物馆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