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清朝官吏

在北美，即便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基本上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可以理解。通常，好奇心和目的性极强的外国人，会被一连串陌生的中国朝代名称弄得晕头转向。那些朝代上下延续了两千多年，其中又分散着众多都城。尽管如此，中国的一些基本情况，仍在西方得到了普及：中国被一条长城围起，在它馈赠世界的礼物中（并未完全得到公认），有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运河与水闸、火药与飞弹、瓷器与丝绸、针灸与草药疗法等，大概还有面条。

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人的发明同样经久不衰，有趣而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却很少被人提及。1000多年前，中国发明了精英统治制度，（在理论上）通过公正考试，选拔社会精英人才。我们在本章关注的，就是那种制度独特的近代产物——清朝官吏中的改革派端方，以及中国清朝末年其他主要革新派政治家。端方也是一位特别有见识的收藏家，在确立中国古代青铜器审美价值方面，他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人。端方属于中国最后一批文官，他们的选拔，大多经历了一套复杂的考试制度。那种制度逐渐演变成“一套以上层社会生活为中心的庞大复杂体系”，并在宋代（960—1279）得到了完善。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宋代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时期”。

科举考试之于中国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与今日美国高中生参加“学术能力评估测验”无异。那是一种全国范围的文官录用制度，（至少在理论上）使聪明的男生得以跨越社会阶层的屏障。宋代期间，科举考试正式成形。那时，中国已发明了印刷书籍，并广为传播。学生们参加乡试、省试，最后是殿试。“主考官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作弊。”费正清写道，“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在考场门口对考生搜身，在试卷上以编号取代姓名，重抄试卷以防判卷人认出考生字迹等。”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是进士，意为“通过殿试的学者”（大致类似于美国“常春藤盟校”的最优等生），确保了其在政府部门获得一个高官地位。科举每三年举办一次，殿试进行三天两夜。其间，每位考生与世隔绝，撰写“八股文”，展示其熟练运用儒家经典的能力。科举打分十分严格，通过考试的考生比例仅占5%。

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现任官员也是对后代进行儒家经典教育的专家，熟悉这些经典才能进入大名鼎鼎的国子监，因此考试制度基本上维持了一个世袭统治阶层。国子监与法国的“名牌大学”如出一辙，那里的学生多数来自特权家庭，为获得“清朝顶戴”相互竞争。无论其缺点多么显而易见，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一直延续到1905年才戛然而止。那时，清朝统治危机四伏。他们摈弃了传统考试，指出那种强调古代经典、忽视科学的考试题目已经不合时宜。此后，学生们要么在中国新创建的学校就读，要么出国学习。

封建制度产生的自相矛盾在清朝官员端方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是一位失败的改革派，在濒于垮塌的清王朝供职的结果极为悲惨。2008年，张珺撰写了有关端方传记的论文《满族蜘蛛》，称端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网络构建大师。据张珺研究，虽然端方的种族渊源至今仍含糊不清，他的家族，则属于少数民族统治者满族的权贵阶层。端方的父亲曾是杰出的地方法官，叔叔桂清中过进士，曾担任过皇帝的老师太傅一职。资深学者托马·劳顿等人，断言端方的祖先是汉族人，在明代末期，投奔了处于优势地位的满洲人，将其“陶”姓“归化为”满族氏族姓名“托忒克氏”，从而使家族男性纳入清朝八旗之一的正白旗。清朝的那种军事单位一律由纯粹或公认的满族构成。

不管端方祖先的身份如何，在那个混乱时期，他毫无疑问地成了一名遭到流放的官员。1882年，端方通过省试后成了举人，意为“被推荐者”，在地方上做了官。义和团运动的1899年至1900年，他官至陕西代理巡抚。在令人伤透脑筋的危急时刻，端方成功保护了当地和其他省份逃亡的传教士，对来自北京的命令置之不理。西方领导的联军对北京发动猛攻，对义和团大开杀戒，却任由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其朝廷官员逃至陕西。他们希望能够在著名古都西安找到庇护。此时，端方见风使舵的本领展露无遗。当慈禧太后一行灰头土脸来到陕西边界的黄河边时，张珺对迎驾场面进行了以下描述：

三艘大船披挂绫罗绸缎，载着慈禧太后一行渡河。抵达对岸下船时，成千上万的陕西百姓口中欢呼“皇帝万寿无疆”，热烈欢迎慈禧和光绪皇帝。作为陕西代理巡抚和按察使的端方，把所有迎驾活动安排得一丝不苟。然后，他引导慈禧太后到达西安一处临时住处，那里已被捯饬得像一座微缩紫禁城。紧接着举办了奢华的宫廷风格晚宴。从北京到西安逃窜数月之后，在慈禧及其朝廷官员看来，陕西一派祥和，似乎是一块天赐之地。朝廷最终决定在西安安顿下来，在那里停留了近一年，到1901年10月6日返回北京。

作为对端方器重的象征，慈禧太后“将自己手绢中的人参糖”赏赐给他，那是一种特别偏爱的姿态。端方得以从副职转为正职，最终得以在多地担任总督，包括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直至当上直隶总督。根据张珺对清宫档案的研究，端方“是一位掌握新技术的热心改革者、中国文物顶级鉴赏家、立宪改革建议起草者、清政府国际宪政考察代表团团长、有效压制革命起义的臭名昭著的镇压者、外交家和政治家，他将上述所有头衔集于一身”。

1905年至1906年，作为五位特派大臣之一，端方前往日本、欧洲和美国考察，历时八个月。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在中国建立立宪政体，确定可以借鉴的模式。然而，不幸的是，当大臣们在北京火车站准备启程时，一位革命党人引爆了一枚炸弹，炸死自己并炸伤两名大臣，因而推迟了代表团的出发日期。

端方等5位特使和其余50名成员不屈不挠。他们带着750件旅行包裹前往上海，登上了“西伯利亚号”轮船，于1906年1月12日到达旧金山。中国代表团抵达时，迎接他们的是19响礼炮、滔滔不绝的欢迎致辞，以及旧金山华人商会组织的音乐招待会。特使们从旧金山港湾地区乘坐专列前往芝加哥。在芝加哥的行程包括会见简·亚当斯，拜访其著名的社会福利机构赫尔馆，参观牲畜围场、精神病医院以及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虽然端方不是代表团正式团长，不过抵达纽约时，他已成为代表团的明星演员。记者们注意到，端方机智老练，总是根据不同场合得体着装，在中国传统服饰和缎带装饰军装之间倒来换去。每到一处逗留地，无论是在纽约乘坐地铁，还是在新教传教士委员会在华尔道夫大饭店组织的700人宴会上（简短）讲话，他都会凭直觉知道何时该笑，何时该拍手鼓掌，无须等待某位翻译提示。《纽约时报》写道，端方虽然在国内的官衔低于其他大臣，但他“是当晚真正的英雄”（那位不知名记者还讽刺地补充道，那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宴会，因为，在华尔道夫大饭店，从未有过如此多的食客畅饮“和矿泉水一样度数的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