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角逐金牌（第2/5页）

随着经济泡沫破裂和华尔街股市大跳水，布伦戴奇的收益也难逃厄运。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他的所有经营活动消失殆尽。然而，布伦戴奇巧妙娴熟，最终穿越了四面楚歌的困境。1932年，他成立了洛亚诺克地产公司，并通过该公司，拿下了那些拖欠工程款建筑的所有权。用布伦戴奇的话讲：“你就算不是个奇才，也会懂得要以白菜价买垃圾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之后坐等上涨。我只是有些小运气而已。”布伦戴奇拥有的不仅是运气。长期负责管理布伦戴奇艺术收藏的，是雷内·伊冯·勒费布尔·德阿尔让斯。几年后，布伦戴奇向他讲过一个故事：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布伦戴奇曾与芝加哥一位亲密同事见面。两位朋友开始掰着手指头，计算当时他们认识的人当中，有多少人自己寻了短见，“结果是高达50人”（之前，布伦戴奇对卓别伦讲过同样的故事，那时的人数是40人。布伦戴奇补充说：“有意思的是，在那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练过体育”）。

在美国新政时代，布伦戴奇与许多努力奋斗的企业家一样，不赞成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建设项目和社会保障事业，担心那会使美国走向社会主义。在外交政策方面，布伦戴奇与《论坛报》出版人罗伯特·麦考密特上校的看法基本一致。在每周一次的无线电广播中，上校严厉批评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布伦戴奇与上校一样，也是狂热的孤立主义者和美国第一委员会的著名成员。1940年8月，作为芝加哥“阻止美国参战委员会”联合主席，布伦戴奇邀请了查尔斯·林德伯格，他们在“军人运动场”向大约5万名志趣相投的信徒发表演讲（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那两个委员会土崩瓦解）。布伦戴奇反战情绪慷慨激昂，以致傻帽儿似的接受了一份邀请，他竟然在“德国日”集会时，到纽约的麦迪逊广场发表了演讲。之前，他对活动的赞助者“德裔美国人支持纳粹同盟”一无所知。布伦戴奇的演说引发了一片赞同的尖叫，他宣告：“我们身处美国，可通过观察、研究德国经验，学习到很多东西。”他郑重其事地滔滔不绝，“如果我们要保护自由和独立，就必须采取措施，让我们的爱国主义永不衰竭。”

布伦戴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职充满争议。其间和之后，他一直深受上述言论和其他话语的困扰。然而，在我们看来，他在芝加哥度过的那些紧张暴躁的岁月，对理解他后来从事奥林匹克和艺术收藏事业至关重要。在遭受芝加哥式肮脏政治潜规则的羞辱后，他把运动场理想化，视其为一尘不染的竞技场，希望在竞技场上，使展现个性力量和服从规则相辅相成，鼓励运动员自由公平地竞赛。布伦戴奇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期望，与古代希腊如出一辙，认为现代奥运会有可能促进奥林匹克和平。而奥运会1896年在雅典复活后的情况，似乎正是如此。但是，自奥运会伊始，参与者之间一直存在唇枪舌剑，令人恼怒。特别是主要竞争大国，它们在旗帜、设施、装备、规则、酬金、穿插表演特色、妇女及少数民族的适当作用等方面争执不休。例如，1904年第三届圣路易斯奥运会，作为主办方的美国，试图在为期两天的“人类学日”期间举办“土著运动会”，以展现当代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区别。“人类学日”的竞争对手，是亚洲人、非洲人和美国印第安人。他们都身穿模式化的民族服饰，借以暗示次等血统民族的次要角色。“土著”为挣零花钱参加比赛，被认为与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人们对那种带有种族歧视的竞赛场面惊愕不已，包括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主要发起人的顾拜旦男爵。后来，顾拜旦对此评论道：“除了美国，世上没有任何地方，胆敢在奥运会期间安排此类活动。”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奥运会的神秘魅力富有传染性。很快，参加奥运会成为一种另辟蹊径、流行并被广为接受的外交政策。

以上是布伦戴奇登顶奥委会的历史背景。1928年，布伦戴奇被选为美国奥委会主席。1936年，他成为美国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代表。他接受的首批任务之一，是打探德国刚掌权的纳粹领导人的情况。按照原有计划，德国将主办当年的夏季奥运会。五年前选择德国举办奥运会时，它还是一个民主国家。现在的德国当局极度反犹太人，它会允许合格的犹太人运动员参加德国国家队吗？随后的一系列交涉闪烁其词，含糊不清，令人抓耳挠腮。但是，希特勒的发言人说，德国会遵守奥林匹克规则。布伦戴奇也向奥委会保证，德国会言行一致。

此时，美国对于德国举办奥运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人支持抵制纳粹；另一种人热心支持参与奥运会。有关种族主义的争论更是各执一词。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根据美国《吉姆·克劳法》，非白种人运动员（如传奇人物杰西·欧文斯），将被禁止参加与白人比赛的混合竞赛（美国南部）或与白人运动员入住同一酒店（美国北部、南部都是如此）。在首都华盛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选择了沉默是金。当美国抵制德国举办奥运会的运动失去动力时，英国和法国的同行，自然也是树倒猢狲散。

民主世界是否错失了一次延缓，甚至阻碍德国纳粹强大势力的真正机会？大卫·克莱·拉吉是美国历史学家，他梳理了相关历史档案，在《纳粹运动会：1936年奥运会》（2007年出版）一书中，他慎重地提出了如下看法：

我们应该记住，1933年至1936年，纳粹专制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1933年3月5日，希特勒允许德国议会进行最后一次选举，即便对投票人施加了各种恐吓威胁，纳粹仍无法获得绝对多数。在德意志帝国范围内，纳粹总共赢得了43.9%的选票，而在柏林，那个数字仅为34.6%。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仍十分明显，失业率居高不下……成功举办奥运盛会，会使人们认为德意志帝国是和平国家，在国内促进德国经济发展，在国外赢得尊重。因此，奥运会对纳粹十分重要。世界民主国家对希特勒的政策持保留意见。在柏林举办奥运会的决定，使世界错失了一次宝贵机会——不仅在世界上，更在德国人心目中削弱纳粹统治的名声。

柏林奥运会阴云密布，布伦戴奇因奥林匹克事务频繁往返欧洲。1936年初，在经停伦敦期间，布伦戴奇无意中参观了伯灵顿宫皇家学院，在那里观看了中国艺术展览。人们普遍认为，那是截至当时在西方举办的内容最广泛的中国艺术展。布伦戴奇仔细观察那些玉器、青铜器、陶瓷和绘画，包括来自北京故宫的735件清宫藏品。勒费布尔·德阿尔让斯写道：“那些展品的辉煌，让人深感敬畏。看到可以从市场上获得中国艺术品，布伦戴奇开始设想一个收藏亚洲艺术的宏伟计划，其规模要超过其他所有私人收藏。”他补充说，起初，布伦戴奇买得不多，也小心谨慎。但是，在1939年携妻子伊丽莎白满世界旅行期间，他的收藏活动达到了高潮。他们夫妇的旅程包括日本、上海、香港、西贡、吴哥窟、曼谷、槟榔屿和科伦坡等。此时，布伦戴奇已从自己的公司退休，不再参与公司运营。夫妇膝下无子，迁至拉萨尔酒店（该酒店已归其所有）一间宽敞套房中定居，还在加州的圣巴巴拉购置了一栋时髦的西班牙建筑风格的宅邸拉皮纳塔，作为度假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