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角逐金牌（第3/5页）

布伦戴奇持续不断地购买亚洲艺术。“布伦戴奇一举成名天下知，有赖于他一系列获得意外成功的伟大行动。”勒费布尔·德阿尔让斯写道，“其中之一，是他构建了无与伦比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收藏。中国青铜器的结构强度、复杂精美的纹饰以及高超的制作工艺，对他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这样的论述似乎言之有理。但是，中国青铜器之所以吸引布伦戴奇，还有另外一个看似可信的原因。布伦戴奇要在家里装满中国艺术品，从而步入一个与美国截然不同的王国。中国的传统和审美，与布伦戴奇生活的世界风马牛不相及。中国的风景奇妙无比，居住着圣贤先哲，心静似水的文人骚客，及其恭敬的女眷：她们身穿丝绸长袍，上面带有表明其身份的标志。中国社会的秩序规范，神圣不可侵犯，就连各阶层人士如何得体打招呼，都有严格的表现形式。

上述一切纯属推测。在解释自己热爱东方艺术的原因时，布伦戴奇并未超越那些惯常的陈词滥调。“收藏不是一种业余爱好，而是一种疾病。”他喜欢对朋友们讲，“从购买第一件藏品时起，我已经破了产。”英国作家伊夫林·沃对此表达的异议值得称赞：“仅在一定程度上如此。”布伦戴奇对亚洲艺术有鉴赏力，也有自己“高质量，低价格”的购买标准，并很快因此闻名遐迩。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如果布伦戴奇对任何东西价值的看法有了改变，他可以退货。因奥林匹克公务出差时，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与学者和古董商交朋友。此时，他的官方身份只能变成一种劣势。在国外时，他会寻求东道主官员的建议，询问哪里可以购买物美价廉的文物。而那些东道主国家，则总是迫不及待地取悦那位奥委会主席，常常像对待教父一样，给他“一个难以拒绝的报价”。

布伦戴奇一定知道，自己的双重身份会引发混乱，却从未予以承认。1960年，罗伯特·卓别伦记述了一个典型例子：“两年前，布伦戴奇前往日本参加奥委会会议时，觉得自己有能力将体育和艺术完美结合。对他来说，那体现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事前，他安排了4位日本人到机场接机，其中两人是奥林匹克官员，两人是著名东方艺术专家。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陪同运动员去看他们从未去过的博物馆，陪同艺术专家观看他们从未看过的运动项目。‘那太好玩了。’布伦戴奇说，‘后来，我见到日本天皇时，向他提起我为日本所做的事情，天皇赞成我的做法。’”

无论出国或在美国，布伦戴奇的重要征购，都有赖于博物馆研究员的多方面把关。他们免费或低价为布伦戴奇提供服务，希望未来自己的博物馆能够因此得到奖赏。布伦戴奇的大房子里，塞满了他的收藏品。来访者留意到，他家的浴缸里装满了挂坠，一个著名的商代犀牛尊（小臣艅犀尊，后来成了他藏品的标志），则用一个鞋盒子包装。20世纪40年代，随着他收藏规模的扩大、藏品种类的增多，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员工和馆长开始琢磨：布伦戴奇膝下无子无女，会如何打算处置自己的珍藏？“我把布伦戴奇弄进了董事会。”时任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馆长的丹尼尔·卡顿·里奇回忆道，“布伦戴奇的收藏，可与我们已有的许多藏品相媲美。我登门拜会他，请他将部分藏品捐赠给我馆。但是，他希望我馆为此提供单独展厅。我们将他的想法铭记于心。然而，旧金山也不甘落后。我告诉布伦戴奇，他把藏品放到美国西海岸，会使我馆研究员查尔斯·基利特别沮丧闹心，他一直为布伦戴奇的藏品征集提供建议。”

艺术史学家凯瑟琳·考德维尔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上过保罗·萨克斯的博物馆课。此时，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涉及布伦戴奇藏品去向的风言风语，部分归因于凯瑟琳的一个提议。她发现，布伦戴奇的藏品是一个机会，可以弥补旧金山市博物馆群中一个令人尴尬的藏品欠缺。虽然该市拥有庞大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社区，还享有“通往东方门户”的美誉，但当地的博物馆一直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凯瑟琳认识到，从务实角度讲，除非旧金山湾区知名人士、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以团体形式提出要求，否则旧金山市政府不会对布伦戴奇的藏品产生任何兴趣。为此，凯瑟琳组建了一个此类团体，拜会了自由共和党人乔治·克里斯托弗，当时，他担任旧金山市市长。

果不其然，该团体强有力的请求感动了乔治市长。他安排授予布伦戴奇旧金山市荣誉市民称号。随后，在加州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格温·福利斯（同为亚洲艺术收藏家）的陪同下，乔治市长兴致勃勃地乘坐私人飞机，飞抵布伦戴奇位于圣塔巴巴拉的避寒别墅。市长觉得，此举有助于故事沿着所需情节有所进展。然而，晚餐时，布伦戴奇东拉西扯，就是闭口不谈艺术。喝咖啡时，乔治市长终于脱口说出此次拜访的目的（1975年，前市长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布伦戴奇先生，芝加哥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戴利市长是我的铁哥们儿。但是，你收藏的东西太重要了，它们不该进入一座已完工的博物馆。旧金山是美国通往东方的大门，拥有大规模的东方人社区。可是，我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方艺术。我希望你把藏品捐给我们，我们将以你认为最好的方式予以展示。”

于是，布伦戴奇答应捐赠自己的收藏，要求在旧金山金门公园的德扬博物馆，专为其藏品设计建造一座附属建筑，所有费用由旧金山市承担。旧金山市议会及时批准发行债券，总额为2725000美元，并于1960年6月提交全市公民投票。为了获得“赞成”票，格温·福利斯和其他博物馆建设倡议者携手，将当时最受欢迎的政治宣传机器惠特克-巴克斯公司拉入自己阵营。该公司搞出了一部宣传片，在结尾处用华丽的辞藻呼吁：“这是我们的齐天洪福。那些精美绝伦的礼物，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礼物之一，能否归属我们这座城市，就仰仗你的投票了！”

至此，旧金山还不能高兴太早。债券发行获得了绝大多数公民投票批准。两天后，布伦戴奇启动了新展厅的初步设计。但是，在新展厅1966年正式对外开放后，大家才知道，根据1959年所签协议，藏品中的一半仍归布伦戴奇或布伦戴奇基金会所有，原因部分在于当时美国的税法。美国法律规定，可减免税收的艺术品捐赠，不能超过捐赠者年收入的30%。因此在25年间陆续捐赠有显而易见的好处。这意味着布伦戴奇可随时合法收回一半藏品。而由于1959年以来，对那批收藏中增添的藏品，未有一个双方认可的目录，这使后来的事情变得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