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第2/3页)

[25]后来,此举被看作“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开始。

3月1日,第一、第二战列舰支队以仅有两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该项决议,并且补充了两点,即:⒁指定流动小组进行监督;⒂允许自己劳动的自由手工业生产。[26]这项决议反映了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基本要求,从内容上看,除了大致重复彼得格勒工人的要求外,表达的是农民们要求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愿望,他们想获得土地和自由,而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当初向他们许诺过的。

当天,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全体大会在雅科尔广场召开,闻讯赶来的喀琅施塔得居民达16000人。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领导人认为,可以在集会的过程中扭转水兵们的情绪。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参加了这次大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任会议主席。他们企图说服与会者放弃如上所述的政治要求,然而他们的讲话却被“够了,这些无聊的话我们已经听了三年了,再也不想听了”的呼声打断。之后,一位名叫佩列佩尔金的水兵(“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枪炮电工兵)发表了反对现政府的演说,并且宣读了第一、第二舰队支队全体大会的决议,除了极少数党员外,大部分与会者附和这一决议。佩列佩尔金在发言的最后还建议所有的部队和组织选出两名代表参加讨论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问题。当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从水兵中选举了舰艇委员会取代政委维持舰艇的秩序。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舰艇的通讯部门和警戒卫队。晚上,两舰的舰艇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破冰船派代表参加。部分代表于次日返回彼得格勒后在“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上做了关于喀琅施塔得形势的报告,这两艘舰艇也在只有几个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决议。3月1日晚,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舰艇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逮捕加里宁并把他作为人质,但大多数人表示反对。之后,加里宁得以离开喀琅施塔得。

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国民教育馆举行了代表大会,大约有600名代表参加,其中25%的代表为俄共党员。C.M.佩特里琴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书记员)主持会议,代表们选出了由5名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主席团。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选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委员会。库济明、瓦西里耶夫仍未放弃扭转士兵情绪的努力,积极发表演说,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发言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水兵们数次打断他们,最后干脆不让他们发言。突然,会场外传来消息,说军事院校的学员兵正持枪赶来,意图逮捕会议的参加者。大会主席团立即做出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由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雅科文科(通讯部喀琅施塔得区域的话务员)、奥索索夫(“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机械操纵员)、图金(电机厂工人)和奥列申(第三劳动学校主任)。[27]在匆忙中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让无党派人士占领所有重要的据点和通讯站,在严密的监督下让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缴械并逮捕他们,严格清点在执行命令中所缴获的武器;选举革命三人小组,承担领导工作的职责。”[28]受大会委托,临时革命委员会掌握喀琅施塔得政权,维持秩序,将卫戍军大会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会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被作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驻地。

临时革命委员会逮捕了库济明、瓦西里耶夫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成为一个信号,从3月2日起,一些共产党员从要塞出逃,虽然还没来得及了解要塞发生的变化,但凭直觉他们认为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革命起义”。他们的判断和言论对政府有重要影响。到3月2日晚,驻要塞的红军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的所有机关都被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队占领。这样,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称:“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于广大群众、水兵和红军的意志,城市和要塞的政权不费一枪一弹已由共产党员那里转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29]委员会还号召水兵、红军、工人支持他们的行动:“同志们!公民们!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时刻,饥饿、寒冷、经济崩溃将我们置于铁的桎梏中已经三年了。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脱离群众,已无力拯救国家于全面的崩溃中。它不重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而且认为这些要求是反革命的阴谋。共产党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这些骚动,这些要求是所有人民,所有劳动者的心声。”“……为了这些选举在较为公正的基础上进行,恰恰也正是为了苏维埃找到自己真正的劳动者代表,为了苏维埃成为积极的、充满活力的机关”,“同志们!公民们!临时革命委员会担心任何流血,他们将采取非常措施以维护城市、要塞和炮台的革命秩序。”“同志们!公民们!不要停止工作。工人们!留在机器旁,水手和红军应留在自己的部队和炮台。所有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应继续工作。临时革命委员会号召所有的工人组织、企业、工会、部队和海军以及公民个人给予它所有的支持和帮助。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齐心协力在城市和要塞中创造条件以进行公正和正义的新的苏维埃的选举。”[30]这些号召都发表于从3月3日起开始出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该报成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在整个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共出版了14期),正是在这份刊物上,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他们最初的两道命令,即必须全面地完成委员会的指令和未经委员会许可不得离开喀琅施塔得。[31]

伴随着政权变动的是喀琅施塔得党组织的迅速瓦解。从3月3日起大批共产党员、预备党员声明退党,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声明中表达的是对俄共的深深失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党组织。喀琅施塔得的41个党组织完全瓦解,总计大约有900人退出俄共(布),其中有些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就入党的。[32]3月2日,3位喀琅施塔得的重要负责人——俄共党员伊利因(粮食部人民委员)、佩尔武申(劳动部人民委员)和卡班诺夫(工会委员会主席)成立了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3月3日,他们在《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发出呼吁,“号召必须改选苏维埃,号召俄共党员积极参加改选”,“号召所有党员坚守岗位,不要对临时革命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施以任何阻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