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特殊移民政策的两个发展阶段（第4/8页）
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断下降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局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所实施的大范围解放政策。
第一，解除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服军役者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
1942年4月1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颁布了第1575сс号决议。根据该决议，1942年4月15日至5月15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的适龄入伍青年35000人”被征入红军。自1942年4月15日起，他们将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补充到作战部队和从前线撤出的步兵师中，另外也可直接用于组建坦克部队和其他特种兵部队”。自战争爆发至1942年11月，应征入伍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60747人。[51]1942年10月22日，苏联人民内务部又颁布了《关于撤销参加红军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的第002303号法令。该法令规定：在一个月内“注销所有参加红军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及其直系亲属（妻子和子女）的特殊移民身份”，“无条件地向其发放公民证和免除其5%的工资提留”。[52]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以后，此类红军士兵的战斗士气明显高涨起来。1943年，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的此类人口及其家属共计102520人。[53]
第二，当局认为，在经过数年改造之后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已成为“能够积极从事社会有益劳动的守法公民”，因而出台了一系列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决议和法令。194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所颁布的决议规定，“过去擅自离开移民区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如果近年来一直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则不必返回特殊移民区。政府也不再追究其逃跑的责任”。[54]另外依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5月25日指令，“凡到职业技校和工艺学校学习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子女，均应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55]1946年9月28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颁布了《关于从特殊移民区释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条例》的第00868/208сс号法令。其中规定：“从特殊移民区释放的流放富农具体包括：1）有子女在红军中服役或卫国战争参加者的家属；2）家庭成员得到了政府的表彰和奖励；3）与非特殊移民结婚的女性移民。此类案件的办理只需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局与各共和国（边疆区、州）检察院经协议后所作出的结论，不必再呈请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特别会议批准。”[56]
第三，政府以前所公布的解放特殊移民相关法令仍继续发挥作用。从1941年1月1日到1943年4月1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38年10月22日决议[57]，共有136240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其中1941年62808人，1942年63113人，1943年1～3月10319人，1944～1953年，仅凯梅洛夫斯克州6万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便有49513人根据该法令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58]
第四，在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过程中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政府机关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俄共（布）新西伯利亚州委书记М.古拉金1947年3月20日给俄共（布）中央书记А.А.库兹涅佐夫的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沃洛郭特州向中央提交的类似申诉和1949年11月阿穆尔州执委向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递交的关于彻底解放本州境内流放富农的文件等，均提出了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问题。他们的理由归结如下：大多数流放富农已近中、老年，已适应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他们在战争期间表现积极，未从事任何反苏活动，不再对社会构成危害。根据以上申诉，苏联部长会议出台了1947年5月7日第1413-375сс号决议，其主要内容包括：解放卡累利—芬兰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沃洛郭特、莫洛托夫和新西伯利亚诸州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从1946年8月到1952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依据各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提议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决议。根据这些决议，苏联28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境内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不包括其中的德意志、卡尔梅克和车臣等民族）几乎全部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同期，根据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发出的特别指令被解放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408391人。[59]
根据所颁布的一系列解放法令，1941～1952年被当局解放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882622人。其中1941年1月1日到1948年1月1日810614人，1948年1月1日到1949年10月1日21824人，1949年10月1日到1950年1月1日7628人，1950年到1952年42556人。[60]
早在1947年末，苏联内务部领导层便有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打算。[61]不过苏联内务部提出的关于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建议并未得到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另外各地区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解放问题也遇到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部委的阻挠。例如1947～1951年，俄共（布）凯梅罗夫斯克州委和州执委就解放当地流放富农的问题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的建议便遭到了苏联煤炭工业部的反对。后者担心此举可能造成自身劳动力的大量流失。[62]
稍后，内务部在全面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方面还作过一些尝试，但都没有成功。1953年4～5月间，苏联内务部拟定了关于解放大部分特殊移民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根据该草案，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理应在1953年8月以前全部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不幸的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贝利亚在1953年6月23日被逮捕了，从而使所有既定计划都落了空。1953年8月，苏联内务部领导层曾向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请示是否实施解放特殊移民的计划，可一直未得到明确的答复。[63]尽管这样，40年代到1953年以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人数仍一直呈现出逐渐减少的态势。
从40年代初起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限制的同时，当局开始将强制迁移的重点全面转向诸少数民族。1940年8月在以武力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纳入苏联版图后，当局又将当地20多万“不可靠的”人流放西伯利亚。1940～1941年，当局将波兰阿萨特尼克的难民（38万）迁入特殊移民区。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以“通敌”为由将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和麦斯赫特—土耳其等11个民族数百万人赶出家园。苏联部长会议也通过决议，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克里木自治共和国（1943年12月27日）、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3月7日），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改称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1944年初），取消卡拉恰耶夫自治州（1943年10月）；宣布卡拉恰耶夫（人口约10万）、卡尔梅克（人口约12万）、车臣（人口约60万）、印古什（人口约13万）、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人口约8万）等民族为“背叛祖国的民族”，集体放逐到中亚地区。这些少数民族驱逐民中绝大部分成为特殊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