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第2/7页）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在2月底或3月初就在国外开始传播。据南斯拉夫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回忆：“将近2月底的一天夜晚，铁托临时召集了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成员，向我们宣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3月10日，美国驻苏大使查理·波伦第一次听说有这份报告，传闻来自英国共产党《工人日报》的通讯记者。第二天，一位美国教授也证实了这一传闻。他刚去探望过他的苏联父亲，他父亲曾给苏共中央一名成员治过病。几天后，在外国新闻记者和外交官那里工作的苏联人员开始谈论他们在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听到的消息。在西方报纸上，第一篇关于秘密报告的报道出现在3月16日的《纽约时报》上，由该报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写的，有好些材料还不准确。第二天，一篇由路透社发出的波恩快讯则更准确的勾勒出报告的粗线条。^{[60]3月14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共的一个文艺性刊物《新主题》上就苏共二十大发表了长篇谈话。他反驳了那些指望苏共二十大所开辟的民主发展进程将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苏联东山再起的谬论。同时，他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评论说，对今天受到谴责的那些错误不仅仅是个人事情，而且和苏联生活的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把斯大林的缺点当作所有问题的根子加以抨击，而且局限于“个人崇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看问题。陶里亚蒂把个人崇拜现象的存在看作苏联制度的某种“蜕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共产党要求做出解释：在苏联制度下为什么会产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犯错误时现在揭发他的领导人干了些什么？3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这篇公开宣传苏共二十大精神的文章，实际上等于承认了秘密报告的存在。4月15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而撰写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看来赫鲁晓夫等事先并没有预料到秘密报告会引起国内外如此强烈的反响，也没有作好应对的准备。开始，赫鲁晓夫对国内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一下处理，在大的方向上仍然按照大会的决议，采取继续克服个人崇拜后果的措施。3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了《关于审理因政治、职务和经济犯罪服刑人员的案件》的决议。决议说：“在监禁地至今仍然关押着大量的人员，他们是被毫无根据地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和依据虚构的案件被判有罪的人员。还有一部分被关押的人员，把他们与社会隔离开并不是因为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利益，尽管他们犯了政治性质的罪行，以及职务和经济罪行。”决议认为，以普通的方式，通过司法机关审理上述人员的案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为了从监禁地尽快释放上述人员，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专门委员会，其任务是：与犯人进行私下接触，审查各监禁地现有的案卷和其他能够证明罪犯在被逮捕前和在监狱中行为表现的材料，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索取并审理调查和诉讼案卷。委员会可以当场做出释放那些被错误判罪，以及没有必要继续关押的人员的最终决定；做出关于缩减那些被判不相称的处罚的监禁期限的决定，或者在由罪犯的亲属个人和社会组织担保的情况下做出释放他们的决定。苏共中央委员会还委托上述委员会审理关押在劳动教养院里的所有未成年人案卷，在必要的情况下决定关于释放他们，或者把那些没有必要继续关押在劳动教养院里的未成年人交给其父母或者亲友托管。该委员会审理案卷是一次性措施，应该在1956年10月1日前结束这项工作。允许委员会吸收各地方内务部机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参加提交委员会审理的材料的准备工作。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确保为那些从监禁地释放出来的人员及时地安排工作，并为他们创造生产、日常生活和居住条件。决议规定：祖国的叛徒、从事恐怖行动的人员、破坏分子、从事间谍活动和敌对活动的人员、反革命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以及因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杀害和残酷折磨苏联公民而被判有罪的讨伐队员，不属于被释放人员之列。不属于被释放之列的还有如下人员：因土匪活动和蓄意谋杀被判有罪的人员、抢掠犯、惯贼、凶恶的流氓分子、社会主义财产的重大盗窃分子以及因捏造虚假的刑事案件被判有罪的人员和其他特别危险的罪犯。为了贯彻执行这一决议，决定由А.Б.阿里斯托夫（委员会主席）、Н.М.别戈夫、Р.А.鲁坚科、Н.П.杜多罗夫、И.А.谢罗夫、К.П.戈尔舍宁、В.В.佐洛图欣和З.А.博尔德列夫组成苏共中央的委员会，对审理因政治、职务和经济犯罪服刑的人员案件的工作实行监督，并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会提供帮助。^[61]

在4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在6月4日召开中央全会，由谢皮洛夫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改善思想工作的任务》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可以看出，这次中央全会是要清除贯彻二十大决议的思想障碍。^{[62]40年后，人们在苏共中央档案中发现一份朱可夫元帅题为《军事思想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言稿，签注的日期是1956年5月19日。朱可夫在给赫鲁晓夫的短信中说：“现向您呈送我在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稿，请审阅并提出自己的意见。”[63]显然发言稿是根据赫鲁晓夫的布置准备的。发言稿的开头就说：“在某些同志中有关于不宜继续和深入重提与个人崇拜有关问题的意见，因为按他们的意见，深入批评与个人崇拜有联系的问题会给党的事业、给我们的武装力量带来危害，会降低苏联人民的威望，等等。”“我认为，类似的情绪是不同意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段话表明，在领导集团内对继续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存在着不同意见。朱可夫在发言稿中说：“个人崇拜的广泛蔓延是在与卫国战争有联系的许多问题上开始的。”“直到最近，我们国家的军事思想工作依然是个人崇拜盛行”。朱可夫是卫国战争中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任红军总参谋长，后来担任方面军司令员、副最高统帅，组织和指挥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攻克柏林等重大战役，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卓绝功勋。赫鲁晓夫让他在中央全会上就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作一次系统发言，这将比赫鲁晓夫自己在这方面的讲话更具权威性，显然要进一步推动对个人崇拜的揭露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