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第3/7页）

朱可夫的发言稿对斯大林在战争前夕和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他的军事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评论。虽然这个发言稿是应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准备的，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未得到发言机会，但它对研究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思路变化是一份重要资料，而且发言稿对研究苏联卫国战争史也有重要价值，不妨作如下引证。

朱可夫说：“在对斯大林的功绩、毅力和组织工作给予应有的评价的同时，我应该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解释战争方面导致的结果是：我国人民的作用、党和政府的作用、我们武装力量的作用都被降低了，斯大林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为了赞扬斯大林，粗暴的歪曲一系列历史事实，隐瞒失败、错误、缺点及其原因”。朱可夫首先从战争初期遭受的重大失败和巨大损失及其原因说起。他说，战前一直宣传“我们的国家始终不渝地准备给任何侵略者以毁灭性的回击”。“但是我国的国防准备的实际情况距离这些夸耀却相差甚远”。战争前夕，部队的组织和装备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组建机械化军为时过晚；空军的质量比德国低得多，缺乏机场，飞机极其密集地停放在容易遭受攻击的边界地区；炮兵和高射炮缺少牵引力，致使军队退却时抛弃了很多火炮；“总参谋部没有最终的和经政府批准的作战及动员计划”。他也谈到，斯大林对军事干部的怀疑态度给武装力量带来巨大的危害。“在苏芬战争和远东事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我国和我军的战备薄弱方面，不仅没有克服，而且更为严重”。“斯大林轻视法西斯德国对苏联进攻的明显威胁”。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通报的资料外，朱可夫举出了总参谋部向政府提供的德国军队在边界附近集结情况的报告。他有意地特别引用了总参谋长给政府首脑莫洛托夫的一份报告，他说：“政府没有对这一报告采取任何切实可行的措施”。朱可夫还批评了战争爆发前一周，也就是6月14日塔斯社公告中所宣布的：“根据苏联资料，德国如同苏联一样始终不渝的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和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把苏联人民、党和军队引入迷途。朱可夫甚至提供了这样的事实：6月22日3点15分，德国人在全线开始了军事行动，3点25分，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重要情况，并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请求批准向军队发出实施相应抵抗行动的命令，斯大林竟以“这是德国军人的挑衅”，不许开火，到6点30分还不允许采取反击行动，结果使敌人“把主动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部队在战略方向上遭到失败、退却和在许多地区被包围”。朱可夫指责：“从战争发生第一分钟起，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表现了对国土防御指挥的完全张皇失措。”他批驳所谓的“积极防御战略”说，“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决定。”“积极防御理论”是为掩盖战争开始阶段失败的真正原因而提出的。接着，在“斯大林对待我们武装力量人员的态度”的标题下，朱可夫批评斯大林竭力把战争初期的失利的所有罪过推到武装力量人员身上。他认为，组织对西方方面军指挥人员的审判，枪毙方面军司令员帕夫洛夫、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通信兵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和其他一些将领，以及毫无根据的指控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向敌人投降，其目的就是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和转移人民对没有做好国土防御准备、错误指挥而遭受的失败的不满情绪。朱可夫指出，在战争初期，尽管军队处于独立作战的境地，士兵和军官总的来说，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他认为，战争的第一阶段不应称作“苏联武装力量的积极防御时期”，应该正确地叫做“退却和破坏法西斯‘闪击战’计划的时期”。

接下来，朱可夫发言稿批评了所谓“斯大林战役”和“斯大林的军事科学”的不实宣传。他指出，由各兵种在辽阔的国土上进行的现代化方面军战役或方面军群战役，不是一个人能够考虑、盘算、计划和实施的，而后来却把许多战役都命名为“斯大林战役”。朱可夫不否认斯大林曾设计并坚持了一些战役，但“这些战役都造成严重后果”。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说到的，朱可夫举了几个实例：一个是损失严重的波罗的海沿岸利耶帕亚地区的战役，由于战役失败，斯大林撤换了3个方面军司令员；一个是华沙北部战役，由于盲目进攻造成成千上万人员死亡。他还举出在敌人向莫斯科扑来的严重时刻，斯大林硬是命令正在担任指挥任务的朱可夫和布尔加宁分别去夺回杰多沃村和红波利亚纳两个小据点，结果造成敌人从另外地区突破、向莫斯科猛攻的危险局面。朱可夫批评“为了迎合个人崇拜，我们这里根深蒂固的风行一种认识，认为苏联军事科学是斯大林重新制定的。”在《军事科学百科词典》中，把前人的格言和人所共知论点说成斯大林的天才发现。另外，把战争初期证明是错误的“反攻”奉为神明确立为未来进行战争的可能方法。朱可夫指出，苏联的军事科学是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军事活动家、军事科学工作者集体创建的。“迄今在军事工作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方面都打上了个人崇拜烙印”，战争已经过去11年，还没有一部能历史地、真实地总结卫国战争的书。个人崇拜实际上束缚了军事干部创造性的思想，应当使我们的军事科学首先面向现代化和远景发展的任务。他提出，应当重新出版伏龙芝和其他军事理论家的著作，还要重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外国的军事思想、军事技术的研究。

朱可夫发言稿的最后一个标题是“关于消除对从法西斯俘虏营返回祖国的前战俘的不正确态度”。朱可夫第一次提出斯大林时代这一重大问题。战争初期由于上面提到的情况，相当数量的苏联军人陷入包围，违心的当了俘虏。斯大林既不考虑被俘时的情况和当俘虏时的表现，也不考虑从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事实，不分青红皂白，未经法庭审判，把这些人一律送往惩戒营。战后返回祖国的绝大多数被俘人员都受到从流放到特殊居住地到处以极刑的各种惩罚。这样的做法当然是很不人道的。

朱可夫的发言稿送上去了，而中央全会的日期却一改再改。在5月7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鉴于在1956年5～6月计划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经互会会议和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委托苏共中央书记处重新确定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召开的日期。6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定：将苏共中央全会推迟到秋季举行，认为必须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名义起草一封总结党组织对苏共二十大决议讨论情况的信函，发给党的全体基层组织。信函委托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牵头起草。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也就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发言稿便在党中央的档案库中搁置了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