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第4/7页）

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情况，主要是国内外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反应越来越强烈。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同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份秘密报告的全文。苏联当局调查发现，是华沙一名记者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那里拿到这个小册子。赫鲁晓夫怀疑是波兰共产党中央书记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泄露出去的。这名记者意识到，这是一份轰动性材料。他用了几个小时，将小册子复印，然后将复印材料寄给了住在以色列的亲戚。随后报告又从那里转到美国记者的手里。秘密报告立即引起了全世界各国媒体的转载和评论。共产主义营垒出现极大的疑惑与混乱。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透露的有关苏联的内部消息或负面材料，苏联官方一般都会予以批驳，称作“诬蔑”或“谣言”。各国共产党也都会跟着苏联的调子为其辩护。现在，竟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口中说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学者便把这些事实同苏联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分析，指出其社会制度的固有缺陷。国际共产主义营垒中的一些大党，如中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或机关报先后发表重要的评论，对苏共的做法和斯大林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有些党还派出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一些国内力量比较弱的党，由于一直跟着苏联的舆论走，现在感到很尴尬，遭到很大压力，要求苏共做出解释。在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保存着各驻外使馆关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反应报告。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和决议。苏联国内也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意见日趋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改变了方针，由“放”转到“收”，由继续批判斯大林转变到全面评价斯大林和纠正国内出现的一些危险倾向。为此采取了两项新举措，一项是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另一项是发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于6月30日通过，7月2日在《真理报》公布。^{[64]这是一份主要对外宣传的文件，充分体现了赫鲁晓夫所处的时代特征及其思想和文风，竭尽自我宣扬和自我辩解。决议首先对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进行了夸张的宣扬，说：二十大“标志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为一切工人阶级政党共同努力防止新战争威胁、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开辟了新的远景”；决议“得到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劳动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千百万人的完全拥护和热烈支持”，“引起了蓬勃的热情、新的旺盛的创造性主动性和革命毅力”；“苏联人民在执行二十大的决议中，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取得了新的卓越的成绩”。党的二十大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创议，大胆公开的说明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和斯大林生平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再一次表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巩固性。“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一个执政党决不敢这样做”。文件说，大会的决议引起了帝国主义营垒“惊慌失措”。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围绕着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而大肆叫嚣，广泛进行诬蔑性的反苏宣传，企图把水搅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混乱。决议强调，不管有多么痛心，引起暂时困难，相信将会有巨大的良好的结果。}

决议的第二部分解释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现在的领导人为什么当年没有公开反对斯大林、没有解除他的领导职务两个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文件的作者显然费了很大心思，企图说出一些能够说服人的道理来。决议认为“应该既考虑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具体的客观历史条件，也考虑到同斯大林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主观因素”。决议强调，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25年时间里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下，曾经有东西方敌人的武装干涉、十字军讨伐、法西斯的战争威胁，苏维埃国家必须竭尽全力加强国防，同敌对的资本主义的阴谋进行斗争；而在国内进行着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斯大林领导党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采取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方针。“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需要有铁的纪律，需要不懈的提高警惕性，需要有极其严格的集中领导，不得不对民主做一些限制”。决议承认，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家和大组织家，在这些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获得了绝大的威信和声望。“但是，我们一切伟大的胜利从此被不正确地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斯大林的颂扬，使他冲昏了头脑。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决议说，斯大林的一些个人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列宁就曾批评过他，后来，“斯大林过分的高估了自己的功绩，相信自己不会犯错误”，他把特殊情况下对民主的限制变成党内和国内的生活的准则，粗暴的践踏列宁的领导原则。决议指出，斯大林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公式，也起了很坏的作用。在严酷的斗争条件下形成了国家保安机关变为由斯大林个人监督，在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窃取了保安机关的领导职务后，苏维埃法制遭到破坏，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非党苏联人无辜受难。关于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作者同样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强调，“不能说没有反对过那些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不良现象”。比如，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独断独行曾经受到大大的限制，违法和专横等等不良现象曾经大大地减弱。另一方面又辩解说，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目中是一个始终保护苏联、反对敌人的阴谋、始终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人，反对斯大林就会被看作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为。这一切也使反对当时发生违法现象的斗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的危险行动。

决议的第三部分集中反驳了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观点。决议说：“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做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者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将是严重的错误。”尽管决议不得不一再承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党的事业和苏维埃社会造成严重损失”，“给党和人民造成很大祸害”，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创造性，但还是硬着头皮声明，它“不能改变而且也没有改变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任何个人崇拜都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议不仅反驳了那些认为个人崇拜是由于这一制度不民主的议论，把这种说法统统归诸敌对言论，而且也批评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提出苏联社会是否已经走向某种“蜕化”形式的疑问，说他没有事实根据。决议提出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本质。苏联的生产资料属于人民，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手中。认为个别人物，包括像斯大林这样的大人物在内，能够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那就是完全违反事实、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真理，陷入唯心主义境地。决议坚决否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由于苏联不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