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解冻”背景下出现的，不过，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种社会思潮，并没有成为一种运动，参加者基本上局限于某些个别的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逐渐成形，它几经起伏，成为勃列日涅夫任期内苏联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为什么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它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基础等问题成为研究者争论的内容。有人强调其历史原因：“说到持不同政见者，必须说的是，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现象的独特之处有其一定的传统与根源。”[29]也有人认为：“苏联经济的衰退现象，苏共远非热爱和平的外交政策，以及受到自上而下控制的科学与文化的停滞，这一切反映在社会意识中，乃是政治解冻年代出现诸如持不同政见运动这样的独特社会现象的根源。”[30]当然，也有的人特别强调西方敌对势力的煽动和支持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延续不断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是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几十年来积弊沉淀，各种矛盾和纷争未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引起的。同时，亦是苏联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党内外民主制度遭到破坏，政治思想工作僵化教条，不允许任何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存在，人民没有切实和通畅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造成的。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讲的那样：“不同政见者最初的想法和意图非常简单，无非是想比较深刻地研究一下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原理，分析一下现实生活中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作出某些可以付诸实践的建议。”[31]当然，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有关。
（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和精神自由的追求激励其不断地去探索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权势，批评和质疑占统治地位官方意识形态和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在俄国有着与西方不尽相同的特定内涵。在俄罗斯传统的知识分子不仅是指那些封闭于书斋和学院象牙塔内，专心研究学问的学者和专家，而更偏重于精神性，即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追求社会正义，献身革命事业，关心民众，作为公理和正义及弱势群体与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是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见解，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特征。“俄国知识分子信仰的标志则是民众的幸福，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服务于这一目标对于他们来说是人的最高的、总体上说是唯一的义务……这种情感存在于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32]
在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向来以道德纯洁、理想崇高和富于牺牲精神而著称。同时，他们多具有“经世”的作风，总认为知识是实现社会正义、公道和自由的手段。被别尔嘉耶夫誉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始祖的拉吉舍夫就表现出如此的特征，他不仅同情苦难深重的人民，号召有识之士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农奴制度。同时，他还主张良心和美德至高无上，认为履行美德不应受到任何阻碍。“假使法律或国君或世界上某一个政权怂恿你违背真理，破坏美德，你要坚定不移地维护美德。嘲笑不要怕，折磨不要怕，病痛不要怕，坐牢不要怕。连死也不要怕。你的心要像惊涛骇浪中的中流砥柱一样坚定。你的迫害者的狂暴终将为你的坚定所粉碎；如果他们处死你，侮辱你，那你将千秋万代活在高尚人们的心中。”[33]拉吉舍夫的可贵之处不在于独创的新颖思想，而在于他对现实主义、自由和改变社会不公正的不懈追求。他的思想影响了俄罗斯几代人。
俄罗斯知识分子酷爱真理，许多人都是满怀激情的“真理追求者”，然而，他们追求的真理（Правда）概念也有特定含义，它不仅仅是纯理论认识上的真理（Истина），而且包含了“公正、正义、合乎道德”的意义。俄罗斯知识分子所苦苦追求的真理，一方面是对世界所做的理论解释和说明，而另一方面要使“社会公正、自由、民众幸福”成为生命的真谛，使生命变得圣洁。斯拉夫派是这样，西方派亦是如此，双方都是理想主义者。正如赫尔岑所讲的那样：“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即都在为社会公正、自由和人道而奋斗。[34]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以及他们发起的民粹派运动，把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理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怀着对人民的负罪感走向农村，发动农民进行争取幸福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一事业，有多少知识分子甘愿放弃了家庭、事业，乃至自我牺牲。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即“真理追求者”正是憧憬着这样的理想和抱负，义无返顾地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走向刑场，走向绞刑架。也正是这种可贵的生命价值观，使俄国知识分子获得社会“良心”的称号。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采用镇压和改造的手段解决了对新政权持消极态度的旧知识分子。“红色恐怖”使“旧知识分子的命运极为悲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侨居国外，一部分人在集中营和流放地死去，只有很小一部分人靠拢新政权。革命前许多代知识分子忠诚地服务的事业完成了，人民从沙皇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下解放出来，然而，知识分子却陷入悲剧性的境地。”[35]新政权在打击不服从的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开始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培养新知识分子。从1917年12月开始，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把所有教育机构收归国家管理，并使宗教教育和宗教仪式同学校教育彻底脱离。此后，又陆续制定了全国各类学校统一执行的教学大纲，并把教育与社会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劳动者作为指导思想，大批劳动者子女和工农干部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即精神自由的追求、正义感、社会责任感是很难因其出身和教育思想的变化而被人为地割断。被称为“二十大产儿”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在革命后接受的教育，即是一个很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