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及经过(第2/6页)

[7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要求“遵守宪法”和“公开审判两位作家”的示威活动,觉醒了的知识界终于开始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抗争,从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浮出水面,成为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阶段划分和各阶段特征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在苏联出现,但这时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些个别现象,而且大多是在暗中活动,还不能称为一种运动。1965年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要求“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从此,追求民主、自由、维护个人权利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开始形成,并一直持续到1984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夕才告结束。此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征。

1.萌芽时期(1956~1965年)

1956~1965年在苏联社会开始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现象,然而,这一阶段的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思潮和单个的人,还没有以“运动”形式呈现出来,因此,1956~1965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萌芽时期,或者酝酿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个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斯大林的与世长辞使其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专制集权体制出现松动,赫鲁晓夫推行的解冻方针,以及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社会开始了多元化的进程,领袖思想和行为一贯正确的观念有所淡化;另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使斯大林的形象由人民的慈父转变为滥杀无辜的暴君,急剧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普遍的混乱,人们一时无所适从。饱尝迫害之苦,其儿子1956年才从监狱获释的著名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指出:“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一种是坐过牢房的人,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7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遭受集中营迫害的人和一部分不甘于像父辈那样生活的年轻人开始对历史进行思考,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逐渐萌发,解冻思潮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形式基本上都是在暗中进行,他们并不公开自己的活动。无论是莫斯科大学生小组,抑或是因为从事所谓“削弱苏维埃政权宣传”而被判刑的А.金兹伯格,当时都不大为人所知。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阿列克谢耶娃通过研究后发现:持不同政见者“最初的组织形式是地下组织,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由青年人组成……正如后来查明的,他们多半是持马克思主义说教的地下小组,其目的是‘恢复社会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以及类似的东西。”[76]

2.缘起与发展时期(1965~1968年)

1965年12月5日是苏联的宪法日。为了抗议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和迫害,著名诗人亚·叶赛宁·沃尔平组织了示威游行,要求遵守宪法,公开审判两位作家,还布科夫斯基以自由。这是苏联国内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首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被认为是苏联维护权利运动的开端,因为它首次提出了维护人权的口号。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发起了为捍卫苏联公民权利而进行的“书信运动”、“请愿签名运动”。书信、请愿、签名成为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主要手段,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书信题材的革命”(Эпистоля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与此同时,持不同政见的活动形式也由地下发展为公开进行,而且,大家有统一的目标和追求,即批评政治压制和重新斯大林化的倾向,要求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60年代下半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各种各样的思潮、派别组成,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复活‘个人崇拜’,反对完全或者部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反对破坏法制、滥用权力,主张言论自由,实行公开性,维护信息传播自由,抗议对持不同政见者强制施行精神治疗等等。”[77]知识界不断抗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反对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并且开始“直接诉求社会舆论的支持”。[78]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А.萨哈罗夫加入保护权利运动行列以后,以及他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士气。此外,这一时期政府不仅加强了国家安全部门的职能,组建第五局并使之成为一个专门监视知识分子的机构,而且强化了社会秩序控制,在俄罗斯联邦刑法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刑法中,加入190条有关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的条文,加大对印刷和传播私下出版物和所谓危害社会秩序活动的打击力度。

3.高涨时期(1969~1971年)

这一阶段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第一批维护权利的小组和团体开始出现,运动进入有组织时期。同时,以维护权利为核心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提出了自己完整明确的政治主张。1969年,第一个公开的协会“苏联维护人权发起小组”成立,“他们的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保护权利,在保护权利的旗帜下,每一个派别都提出自己奋斗的目标和任务。参加者也学会利用各种手段和工具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79]这一时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图拉、弗拉基米尔、鄂木斯克、喀山、秋明、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等地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小组。运动的参加者扩展到社会的所有阶层:工人、军人、作家、艺术家、科技工作者,甚至包括了通常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的农民——国营农场的工人。各地运动的联系明显增强,基本上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维护权利组织。此外,维护权利运动的目标进一步深化,既涉及全国的问题,也涉及地方的或者是非官方的问题,而且维护权利的层面也有所扩大。

私下出版物内容也出现了明显的嬗变,由以前主要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等题材转变为持不同政见者有关政治、经济和政论等纲领性内容。1970年12月2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安德罗波夫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通过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收集到的私下出版物分析研究后发现,“‘私下出版物’最近几年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流传的主要是思想上有害的艺术作品的话,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质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1965年以来出现了400多种有关经济、政治和这些问题的各种研究报告和文章,它们从各个方面批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议论苏共的内外政策,提出各种反对派的活动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