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及经过(第5/6页)

以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方派积极参加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他们的主要思想如下:

第一,萨哈罗夫认为苏联社会发展远不像宣传的那样美好,官僚主义成风,特权阶层贪污腐败,政治上缺乏民主,社会公正远未实现,当今苏联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萨哈罗夫在《论国家与世界》一书中写到:苏联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最简洁地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它和西方类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在经济以及文化,思想和其他主要生活领域内实行全盘国家化,党和政府的全部垄断。”[91]官僚政党特权阶层自成一体,他们掌握着国家财产分配权,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主人。我们没有世界上最高的劳动生产率,甚至没有希望在可见的未来按这种指标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存在着不断军国主义化的倾向。人民生活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大部分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仍然很差。

第二,苏联必须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自由化和公开性,加强法制,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推行社会改革,通过和平的手段最终使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互相接近、趋同,形成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多元社会,从而消除当今时代悲剧性的对抗和热核战争的危险。

西方派认为社会应该摒弃单一体制,实现多元化,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共存,并给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正是这种自由,而不是来自教条、权威、国家的传统或政权抑或舆论的压力,才能够保证那些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个人,社会,文化和其他许多社会现象中的无限复杂和矛盾的问题得到合理与公正的解决,只有这种自由会给人带来直接的个人幸福,这种幸福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意义。”[92]

第三,在经济方面继续深入进行1965年的经济改革政策,扩大所有生产单位的经营自主权,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实行有利于农民的税收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在服务行业、医疗、小宗商业、教育等方面扩大发挥私人主动精神的可能性和有利性。

第四,在法律方面要保证司法部门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加快立法步伐,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确立司法公开和透明的原则,停止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

西方派认为法制观念水平很低是苏联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此,他们主张只要不违背公民的基本权利,诉讼程序都要公开。“采取一些改进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措施,应使这些机构不受行政当局和地方势力、偏见和人事关系的干预。大赦政治犯。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必须全文公布政治性案件审讯速记记录”[93],停止对政治犯的司法迫害。

第五,切实履行宪法保证公民言论、信仰、集会、选择居住地自由的权利,保证少数民族应享有的权利和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权利。

萨哈罗夫指出:“党和国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垄断,其后果特别有害。思想统一化经常地——从学校课桌到教授讲坛——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奇怪,艺术和人文科学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完全消失”[94],应该取消出版审查机构,言论自由,鼓励各种思潮自由竞争。同时,应当制定允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实施细则,以便使宪法自由脱离的条款能够真正实行。

第六,在对外交往中应加强国际合作,“主动宣布或者重申不首先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在签订裁军或部分限制某种武器协定的情况下,允许调查团进入我国境内,以便有效监督裁减军备”。[95]国家主要精力应该用在内部和谐发展上,这是国家强大和繁荣的基础。国家和人民并不需要把对外政策作为取得国内政治稳定或者扩大势力范围,输出自己思想的手段。那种认为自己的道路是唯一正确,并有独特优点的看法是错误的,应该尊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总的来说,从上述可以看出西方派(法制派)要求民主和自由,加强法制,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他们认为维护权利的主张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各个派别和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标,它不仅可以为那些被没有给人们带来起码幸福的僵化教条说教搞得筋疲力尽,并且对任何理论和信仰都不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一种现实的支撑,而且随着维护权利的思想深入人心,有助于民主与法制在苏联的不断推进,这也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互接近、趋同提供具体的促进作用。

3.索尔仁尼琴和新斯拉夫派(基督教民族主义派)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服役,在他出生前就已战死在德国,母亲是中学教员。童年的他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因在信中批评斯大林而在前线被捕,被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恢复名誉后的他定居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担任数学教员。同时,索尔仁尼琴积极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他的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小说一经问世,在文艺界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被西方称之为“集中营文学”的现象在苏联产生。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96]其后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由于在国外出版披露苏联监狱与集中营内幕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以及积极参与持不同政见者活动,1974年2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在美国组织了“全俄罗斯回忆录文库”,在苏联成立了“俄罗斯援助政治犯社会基金会”,继续从事持不同政见活动。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归离别十年后的祖国,他的作品也得以在俄罗斯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