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民族问题总爆发（第3/3页）

（四）苏联时期扩张和兼并的影响

斯大林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逐渐放弃了列宁关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俄国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的传统提法，把反对所谓地方主义倾向放在首位，地方上的一些合理要求往往被他当成地方民族主义进行反对。在卫国战争期间，各民族的人里都有投敌行为，如弗拉索夫率领的“俄罗斯解放军”大部分人是俄罗斯人，斯大林对此却闭口不言，在1945年5月24日招待红军将领的讲话中，他说：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斯大林努力为沙俄的侵略扩张辩护。他批评恩格斯1889年2月写的《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他说：“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当作一篇指导性的文章，或者不管怎样，从说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角度来看，总是一篇对我党工作人员极有教益的文章。然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从它的内容中就可看出，尽管有其优点，可惜却不具备这些性质。不仅如此，它还有许多缺点。如果文章发表时不加批判，这些缺点是会把读者弄糊涂的。”他用讥讽的口吻说：“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性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出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22]

斯大林极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欲把十月革命后失去的沙俄旧有领土收回，斯大林利用二战前后的有利时机，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于1944年10月10日从中国吞并了唐努乌梁海地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得到了687707平方公里的土地。莫洛托夫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了斯大林的别墅。那地图并不大，只有小学生教科书那么大。斯大林用摁钉把它钉在墙上，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边界：‘这里的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上的中国一带画了一圈，‘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指土耳其海峡——引者）。”^{[23]在日本投降时，斯大林发表的《告人民书》中，把苏联对日本的胜利看成是对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报复，是为战败的沙俄雪耻。他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这就是说，萨哈林群岛和千岛群岛将归苏联所有，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24]}

斯大林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成为影响苏联稳定的重要问题。1939年8月23日，在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及1939年8月28日签署的苏德秘密议定书，把波罗的海三国划归了苏联。1939年9、10月间，苏联又分别与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签订互助条约，规定苏联在三国境内有驻军、建筑军港和空军基地的权利，但是，斯大林并不以此为满足，1940年6月，苏联照会三国政府，指责他们对苏联不友好，提出三国应该改组政府，8月初苏联正式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联此举超出了苏德秘密协议的范围，希特勒十分不悦，苏德就此举行了会谈，并于1941年1月10日签署秘密议定书，为了补偿德国的损失，苏联政府向德国支付750万美元，相当于3150万马克。三国加入苏联后，斯大林把数以十万计的当地居民强迫迁至苏联内地或驱逐出国。波罗的海三国始终存在着要求独立的势力，当地的反抗从未停止过，为苏联解体留下了隐患。

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奉行民主化与公开性政策，这为长期被压制的民族问题的浮出提供了条件，民族问题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其表现也多种多样：有以立陶宛、格鲁吉亚为代表的反抗联盟政权的民族分离主义；有少数民族反抗共和国主体民族的运动，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为代表；有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支持俄罗斯脱离苏联的运动；有受到斯大林不公正待遇的民族要求返回家园的斗争。在这里，地方领导人的自私行为和权欲起了很大作用。

1988年初在戈尔巴乔夫规划下一步的改革步骤时，民族问题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挡住了去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苏姆盖特市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第比利斯事件、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等接踵而至，这些民族冲突各有各的原因。但是，戈尔巴乔夫及苏共领导对许多突发的民族冲突事件处理失当，民族冲突的战火没有被熄灭，最后烧掉了苏联这个多民族联盟的大厦，也终结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