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国家建构的基础：富强还是文明？（第5/9页）

在刚刚进入世界的晚清时代，梁启超深切感觉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他关心的是如何异中求同，尽快地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国家”。然而到民国之初，他的态度与康有为、严复一样，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12年，梁任公发表《国性篇》，认为国所立者，必有所本，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性。国之有性，如同人之有人性。国性何以表现？梁启超提出乃为三个要素：语言、宗教和风俗。他特别指出：“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中国的国性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存也，但“吾数千年传来国性之基础，岌岌乎若将摇落焉，此吾所为栗然惧也”。[32]国性、国魂、立国精神，虽然表述不同，但都是同一个东西，即某个特定的近代民族国家所拥有的独特的民族精神或文明基础。在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之中，并没有民族精神这类形而上的说法，它来自欧洲的浪漫主义传统，是对法国启蒙运动的一种反动。启蒙运动继承了基督教的普世理想，以世俗化的普遍理性塑造了一个全人类的近代文明。但从意大利的维柯到德国的哈曼、赫尔德，强烈质疑启蒙运动的普遍人性和一元主义文明观，世界主义排除了一切使人最有人性、最有个性的因素。赫尔德就认为：存在着多种多样不能彼此通约的文化，这些文化各属于特定的共同体，通过共同的语言、历史记忆、风俗习惯、民族宗教与情感这些传统纽带，将他们的成员彼此联系在一起。[33]民初康有为、严复、梁启超所强调的国魂、国性，正与欧洲浪漫主义传统中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相类似。这些在晚清鼓吹世界主义的维新士大夫，在学习西方建构普世性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一旦发现以富强为核心的技术合理化工程将摧毁中国自身的道德文明传统，便纷纷转向赫尔德式的文化民族主义，重新强调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普世文明论的基础开始动摇，中国文明的历史特殊性开始被提出来。

1915年，梁启超在《大中华发刊辞》中进一步论述国性。开篇即指出，国民志气之消沉，至今日而极矣。维新运动20年来朝野上下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全社会所厌倦和厌恶。为了振奋人心，实现救亡，必须恢复国性：

中国历数千年，未尝一息亡，既属历史上铁案如山之一事实，此其中必有不亡之原因焉，我国民所最宜深省而自觉也。国之成立，恃有国性，国性消失，则为自亡。

梁启超认为，古今东西，有三种已亡之国：一种是本无国性而称不上国者；第二种是国性尚未成熟而猝遇强敌，中途亡于非命者；第三种是有国性而自摧毁之而亡者。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文明之古国，且发展成熟，亡国的最大威胁是“有国性而自摧毁之者”。国家与朝代不同，一朝可亡，但只要保持自己的国性，便能避免亡国。[34]国性是文明，也是天下，是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的灵魂。亡国不是一朝一代之亡，乃是天下大乱和文明秩序的解体。梁济在自杀之前，写了一系列遗书表明他的殉清，不是为末代王朝，而是为中国文化。他悲愤地说，辛亥革命之后，自亲贵皇族、八旗官员到大小官臣，无一人因清亡而死者，实为历史上最奇特之事。这乃是中国立国之道将绝于人心之征兆也。“国何以不改，有立国之道以维系之，故能不改。清国已亡，无须恋惜，民国未亡，若不重此立国之道，促使其国不国，岂不大可痛乎？”[35]在中国士大夫看来，朝代可以更替，但一国之国性，其立国之道不能不延续。不要以为梁济所说的国性，仅仅指儒家的纲常名教，实际其内涵指的是一般的伦理道德，是普世性的文明价值：

何谓国性，曰如正义，如真诚，如良心，如公道，皆国性也。换言之，即天理民彝，为圣道所从出者，是吾国固有之性，皆立国之根本也。[36]

儒家的纲常名教，之所以有价值，不在于与时代相联系的具体内容，而是其抽象的伦理精神，其所代表的人类的普世价值。时代变化了，伦理也可以变，但抽象的“天理民彝”不能没有。朝代可亡，但作为立国之道的国性不能亡。梁济之所以在清亡之后依然等待了七年，乃是期待新生的中华民国能够有自己的共和精神，有继承了中国文明传统的“天理民彝”。然而他最终绝望了。他看到的只是社会的乱象和文明的荡然无存。于是他决意去死：“我既见得到国姓不存，国将不国，自必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和国性，为立国之必要也。”“须知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37]在一个暴力当道、人欲横流、无法无天的新时代里，当年的维新人士梁济死了，他以一己之生命提醒世人：国家发展已入歧道，国性不存，伦理毁弃，民国将陷万劫不复之境地。

民国之初，表面看起来建国大业已经实现：多党竞争、自由选举、议会民主制、独立司法等等，实际上国家徒有其形（技术合理化的现代制度），却丧失了其灵魂，这个灵魂，不管叫它国本、国是，还是国魂、国性，都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而失去灵魂的中华民国，虽然继续为追求国家富强而努力，却因为失去了文明的方向而为各种势力所主宰，成为私人利益的角逐场。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富强与文明的关系，文明的问题遂浮出水面。

三、五四时代的文明自觉

在1915—1919年间的五四时代初期，[38]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中，无论是晚清最后一代维新士大夫，还是民国第一代启蒙知识分子，都发生了一场思想巨变，亦可称之为强国梦的转变：从国家富强转向了文明的自觉。在这一转变过程之中，欧洲世界大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契机。

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基本上是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一文明以历史进化论为核心，以国家主义为动力，迅速向全世界扩张。晚清中国强烈的富强论导向，即19世纪欧洲文明的产物。追求强国梦的知识分子们原本以为，当中国人也像西方人那样，具有了生存竞争的实力，拥有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便会打造出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然而，欧洲惨绝人寰的悲剧，使得知识分子们如梦初醒，开始重新思考文明的趋向。

在晚清系统介绍过19世纪欧洲文明的严复，在“欧战”结束之时给门生的信中说：

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大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