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国家富强背后的进化论

19世纪中叶以后，富强一直是中国人追逐的梦想。如何实现富强？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便主宰了中国人的灵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清末民初许多知识分子信奉的富强之路，同时也成为他们新的人生信念。杜亚泉在民国初年如此评说：“生存竞争之学说，输入吾国以后，其流行速于置邮传命，十余年来，社会事物之变迁，几无一不受此学说之影响。”[1]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所至，产生了一个崇尚物质、崇拜强权的力的秩序，它颠覆了传统中国温情脉脉的礼的秩序，代之以残酷无情的优胜劣汰、强权主宰、赢者通吃。这一以竞争为动力的富强之路，最后究竟是造就了民国，还是毁了共和？本章将通过清末民初思想观念与社会秩序的互动研究，总结那段深刻的历史教训，以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一、从礼的秩序到力的秩序

清朝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三千年大变局”。自春秋战国时代以后，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礼崩乐坏。原本维持中国数千年的是儒家的纲常名教，统治者以仁政治理天下，士大夫精英以德性教化百姓，而民众各安其位，与世无争，维持了一个普天之下的礼治秩序。然而，到了晚清末年，天下的礼治秩序受到内忧外患的冲击，大乱阵脚。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之下，一个新的秩序观念产生了，那就是以国家为核心的力的秩序。

新秩序的建立有一个从旧秩序中蜕变的过程。1860年开始的自强运动，设想的是传统的纲常名教不变，只引进西方的富强之术，这是张之洞所谓的“中体西用”之路。然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引发了激进的制度变法和观念启蒙，其背后的理论纲领正是从达尔文到斯宾塞的历史进化论。进化论是对社会秩序的一次颠覆性革命，从此礼的秩序失去了正当性基础，逐渐为一种更富竞争力的力的秩序所取代。如果说，力的秩序在晚清还仅仅是观念形态的话，到民国建立之后，礼教秩序随着王权的崩塌全面解体，力的秩序大行其道，杜亚泉在1916年的《东方杂志》中写道：

今日之社会，几纯然为物质的势力，精神界中，殆无势力之可言。……其弥漫于吾社会之间者，物质之势力也。物质之种类甚多，而其代表之者则为金钱，今日之独占势力于吾社会者，金钱而已矣。[2]

杜亚泉这里所说的物质势力，相对于精神而言，当作广义解读。在天下的礼治秩序之中，物质之力并不具有道德的正当性，秩序的正当性源头来自具有超越性的人文精神。当清末民初中国由天下转化为国家之后，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中华民国，却失去了道德与精神的正当性源头，各种物质势力猖獗——军事势力、金钱势力、政客势力……它们争相竞争，有力便是一切，优胜劣败，强者生存。1895—1915年，短短20年间，礼的秩序迅速解体，代之以一种新的力的秩序。力的秩序的形成，虽则发端于1895年之后历史进化论的引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自强运动之中，富强之力便悄悄地镶嵌入传统的礼治秩序，内化为旧秩序的一部分。以力为轴心的富强追求，并非纯粹由进化论带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思想传统在历史大变局中自身调整、不同趋势内在消长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西方的进化论进入中国之前，儒家的主流价值已经发生了一个从经世到富强、从义理到时势的变化。

在古代中国，作为帝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一直将对德性的追求作为人生和政治的最基本价值。在儒家民本主义价值观的主导下，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一直处在国家富强之上。及至晚清，风气大变，国富压倒民生，功利压倒道义，自洋务运动之后这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风气和潮流。一般而言，在古代诸子百家之中，对政治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和法家。汉武帝之后，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儒家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法家对于政治的影响并未消失。相对于儒家的道德政治和民生政治，法家走的是功利主义的现实路线，从商鞅到韩非子，先秦的法家无不重视富国强兵，追求统一天下的霸业。而儒家在其自身历史发展和演化之中，也不断吸取其他各家的思想资源，成为一个具有多元价值趋向的思想传统。在儒家思想内部，除了修身之外，还有经世的另一面。[3]修身思想来自孔孟开始到宋明理学被发扬光大的道德政治传统，而经世思想则从先秦的荀子发端，中经西汉的贾谊到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儒家传统。特别是宋以后，外患严重，国力衰落，儒家内部的功利主义经世传统重新崛起，与朱熹的正宗理学形成了抗衡，从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到明代的张居正、顾炎武、黄宗羲，皆反对空谈心性义理，注重实学和经世致用。功利主义儒家，特别是王安石、张居正虽然也注重富国强兵，但与法家不同，国家富强本身只是实现天下之治的手段，其本身不具有内在价值，义理最后还是要落实在民生上。

在晚清日趋严峻的内忧外患逼迫之下，无论在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内部，儒家的经世思想传统都强劲崛起。张灏分析过晚清经世致用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以《大学》为本的致用精神，《大学》的“修齐治平”，从修身出发，最后落实为治国平天下，经世成为修身的最终目标；另一种模式是以制度安排为本位，“这种类型的致用精神是以功利主义为本，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以客观制度的安排和调整为其达到目的的途径。这种致用精神的代表人物是魏源和冯桂芬”。[4]在这里，值得重视的是后一种经世模式的出现。这种“以功利主义为本，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经世模式后来压倒了前一种道德政治的经世模式，成为晚清的主流思想。在自强运动之中，曾国藩虽然注意发展洋枪炮，但作为理学家的他，最后目标还是落实在民生。到了更现实主义的李鸿章，其洋务的政策举措，只剩下法家式的国家富强。李鸿章幕下的马建忠说得很明确：“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5]在晚清，国家富强逐渐成为中心，民生降到了第二位。19世纪中叶洋务派与清流派的争论，部分与此相关，洋务派追求的是国家富强，而清流派从传统的民生和道义立场，对此大加批评。不过，执着于财富和国家富强的浮士德式追求一旦从潘多拉盒子里面被释放出来，就再也无法收回去了。清流派衰落之后，经世和富强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爱国主义成为最高评价，爱民主义从此鲜有人提。[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