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第十八

曾经担任德军总参谋长的施里芬认为，在工作中“头等大事，莫过于争当第一”。在一次训练中，当部队行至一个大峡谷时，旭日东升，金色霞光洒满峡谷，绚丽壮观。施里芬的副官指着美景请他欣赏，他冷冰冰地说：“作为障碍物，没有任何价值。”

康托的工作给数学发展带来了一场革命。由于他的理论超越直观，他受到当时的一些大数学家们的反对，他的老师也说他是“神经质”，“走进了地狱”。康托一度充满信心：“我的理论犹如磐石一般坚固，任何反对它的人都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争辩持续了十年之久。由于经常处于精神压抑之中，康托患了精神分裂症，最后死于精神病院。

尼采曾对朋友谈论他和莎乐美的未来：“请您代我问候那位俄罗斯女郎，如果这样做有意义的话。我正需要此种类型的女子。……一段篇章的开始是婚姻。我同意最多两年的婚姻，不过这也必须考虑到我今后十年内将做些什么而定。”

在接见地方自治局的自由派代表时，尼古拉二世训斥他们说：“地方自治局代表中竟有些人在胡思乱想，认为地方自治局代表要参加国家行政管理。望大家知道，我要坚定不移地保持专制制度的原则，就如同我那不能令人忘怀的先父一样。”

西奥多·罗斯福还未当上美国总统之前，家中遭窃，朋友写信安慰他。罗斯福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现在心中很平静，因为：第一，窃贼只偷去我的财物，并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窃贼只偷走部分的东西，而非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

吉卜林的儿子约翰在父亲的淡漠里一事无成。1914年8月，17岁生日那天，在父亲的陪同下，约翰步入征兵办公室，不久因为极度痛苦而死于战壕。吉卜林为此说：“众多人同我们站在一起，不管怎么样，总养育出一个士兵。”

遗传学家缪勒把自己看成是摩尔根的助手而不只是他的学生，为了发现的优先权问题，他后来一直对摩尔根的种种做法耿耿于怀。他认为，摩尔根原来是个保守主义者，只不过是勉强接受了关于遗传的现代观点，后来，采纳了学生们的结果和解释的摩尔根却以自己的名义发布这些发现，占有了学生们的优先权，构筑了自己的“摩尔根主义”学说。因为对摩尔根等人的敌意，缪勒被称为是一个患有“优先权综合征”的狂妄的人。

凯恩斯对朋友说过：“我想办一条铁路，或者组织一个托拉斯，或者至少从事股票投机，要掌握这些方面的原则是容易的，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

德国战败后，德皇出走和革命胜利的消息，并没有让鲁登道夫感到悲伤，而是暴跳如雷。他从来不知道怀疑和自责，反而以战争统帅自居，搜索扰乱他计划的人。他说，革命者最愚蠢之处在于饶了他一命。局势恶化后，他跑到国外隐名埋姓躲了几个月。后来重返德国，他谴责德国人民抛弃了他。他说：“有人在我背后捅了一刀……”

朗道被称为俄国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曾惊叹道：“为什么素数要相加呢？素数是用来相乘而不是相加的。”据说这是朗道看了哥德巴赫猜想之后的感觉。

沃尔顿常说，金钱，在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之后，就不那么重要了。“钱不过是些纸片而已，”他平静地说，“我们创业时是如此，之后也一样。”

1921年3月，希特勒平生的第一场演讲在慕尼黑的一间啤酒馆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人们热情地呼喊着口号，沉醉于其中。一名听众事后这样写道：“所有的政客都在说空话，说假话，试图愚弄我们，只有他，用他的热情来感染我们，用他的真诚来拥抱我们，用他的激情来振奋我们，只有他才是我们的一员，他属于我们，而我们也属于他。”

1921年，15岁的法恩斯沃思经常神不守舍地考虑着一个难题：怎样设计一个新颖的收音机，使它能够把移动的画面与声音一起传送？由于发明电视并没有带给他巨大名利，反而令他惹上官司，法恩斯沃思对自己的发明并没有太多好感。他晚年曾尖锐地批评自己的发明是“一种令人们浪费生活的方式”，并禁止家人看电视。

在17岁时，安·兰德告诉深受震惊的大学哲学教授：“我的哲学观还不在哲学史之列，但它们会成为其中一部分的。”他给她A，来赞赏她的大胆自信。

在清除托洛茨基后，被斯大林利用过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斗争中败北，被清除出局。季诺维也夫绝望地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是感恩吗？”斯大林冷言回说：“那是一种狗的病症。”

西蒙娜·薇依曾在课堂上向中学生说起著名的“诺曼底”号邮船，提问道：“这条船的代价可以造出多少工人住宅？”学生听了很反感，立即反驳说，这条船以它的规模和豪华提高了祖国在国外的威望。薇依感叹说：“祖国是不够的。”当人们大谈祖国时，就很少谈及正义；一旦祖国背后有国家，正义便在远方。在定义人的时候，她总是喜欢使用如下公式，即：“人，世界的公民。”

当卡琳顿发现自己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时，不顾一切地在风雨中骑马远出，将孩子堕下，斯特拉奇质问其缘故，她回答道：“因为我怀的不是你的孩子！”两人打破各自的隔阂差异，建立了忠贞不渝的柏拉图之恋。

超现实主义绘画是西方现代文艺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运动之一，达利作为该运动在美术领域的主要代表，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对象。达利曾说：“我同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不是疯子”，“每天早晨醒来，我都在体验一次极度的快乐，那就是成为达利的快乐……”

托洛茨基垮台之后，斯大林马上把矛头对准了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发现上当，便转而与托洛茨基结盟，但为时已晚。季诺维也夫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又向斯大林投降。季诺维也夫临刑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

在常规的学习之后，波伏瓦进入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学位，她计划成为一名哲学老师。正是在那里她得遇比她高三年半的同学萨特，她说：“在我的生活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在智力上逊于他人。”

1940年6月，在德军侵苏战争之前，戈培尔试图让人们相信3个星期或5个星期之内德军将入侵英国，他告诫人们说：“不要试图猜测——你们不会猜到。继续你们的工作。可以肯定届时你们将听到你们必须知道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