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第二十二

对近代以来的性恶之说，克鲁泡特金起而反对之：“动物和原始人类，都知道互助。”

1905年1月，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俄国年轻的神甫格奥尔基·沙邦站在数千名工人面前，诵念祷告文，求神赐福所有人，然后询问是否有人携带武器。在得到否定答案之后，沙邦高兴地说：“好，我们要手无寸铁地去晋见我们的沙皇。”

1905年，俄国政府在粉碎莫斯科起义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全国各地展开的镇压行动。尼古拉二世说：“必须用恐怖来回答恐怖。”托尔斯泰为革命派舍弃非暴力行动“感到悲伤”，他说：“旧政权的暴力只能通过不参与暴力才能摧毁，现在所进行的新的暴力愚行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

1911年，斯托雷平已经无力摆脱俄国的困境，意外地，刺客博格罗夫向他开了两枪，帮他解脱了。其实，博格罗夫要杀的并不是斯托雷平这人，而是要杀总理大臣，他说：“在俄国，当权人物就是专制制度的化身，谁当权我就杀死谁，接连不断地杀，不让任何人永居高位。到那时，他们就会让步。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改变俄国。”

“一战”期间，英国军人萨松在战场上非常勇猛，曾在兴登堡战线只身征服德国战壕，经常夜袭和狂炸对方。因自杀式的勇猛，被人绰号为“疯狂杰克”。他后来成为著名的“反战诗人”，他写诗说：“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盛宴过后，泪流满面。”他说：“所有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他的名句还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抬起饱经风霜的脸面，谆谆告诫他的子孙：“战争是魔鬼、瘟神……”

1919年4月6日，在甘地的领导之下，印度设立哀悼日举国哀悼，印度人关闭了商店停止营业，师生走出了学校进行罢课，或者到寺庙祈祷，或者干脆闭户不出，以示声援。甘地说：“让整个印度沉寂无声吧！让印度的压迫者们聆听这沉默的启示吧！”

1920年4月6日，甘地策划了绝食和祈祷活动，抗议也局限于公开出售禁书。甘地向温和派人士保证，这样行事会使反对英国统治的活动远离暴力。他说：“成长中的一代将不会满足于请愿等行事方式。在我看来，‘非暴力抵抗’是阻止恐怖主义的唯一方法。”后来他又要求激进派：“如果你们要我来指挥公民不服从，我会担起这个责任。但是你们也必须成为这场战役的士兵。”

霍尔姆斯大法官死后，人们才从对他的崇敬中回过神来，人们发现了他的法西斯倾向，他在司法意见中称黑人是“缺乏智力和远见的冲动的人们”，他认为“平等是一种可耻的愿望”，而争取种族平等的努力是“可耻的错误”。更令人震惊的还有他对军国主义的浪漫渲染，他声称：“战争的消息是神圣的。”

帕累托被称为“孤独思想家”，他在《政治经济学讲义》里开宗明义地挑战他的社会和读者们：“现代社会主义信仰和口号的天真爱好者，一定会感到自己被棍棒赶出帕累托的家门；爱好者所阅读的是自己永远不肯承认其真实性的东西，他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令人为难的实例。”

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即声称其政党、国家和事业之神圣，要求全民服从并献身，宣扬其政治运动是神授意图，具有启示根据，并要求基督教会服从其领导，成为宣传法西斯政治的工具（所谓爱国的德意志基督教）；希特勒还多次召开宗教界名士座谈，软硬兼施，迫使他们表态，认可世俗政权的神圣性。卡尔·巴特回答说：“只有上帝才是神圣的，其神圣之言只是通过受难的耶稣基督表达出来。”

在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入狱一事可以揭示英国统治遭到的权威流失。在印度，入狱曾是一个人耻辱的标志，但在甘地的运动中成了荣耀的象征。作家纳拉扬·戴赛记得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父亲做甘地的秘书，一次被抓进监狱，坐在警车后座时兴奋地喊叫道：“这次不会少于两年！”

1938年，当纳粹运动甚嚣尘上时，有人问甘地对纳粹分子的看法，甘地回答：“对于他们来说，手无寸铁进行非暴力抵抗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犹太哲学家、神学家马丁·布伯觉得很滑稽，写信反问甘地：“圣雄，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集中营，那里发生着什么事？集中营里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罚？有哪些缓慢和快速杀人的方法？”

马丁·布伯说：“对于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因为使用这种方式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在某种情况下，精神力量是无法转化成真理力量的。‘殉道’一词意味着见证，可是如果没有见证人在场又该如何呢？”

“二战”时期，德国占领丹麦后，受人尊敬的诗人和剧作家凯基·曼克被暗杀。曼克的职业是牧师，他利用在新年前夜的布道谴责德国人的占领，并鼓动他的听众开展破坏活动。他被德国人从家中拖出来开枪打死。当天晚上，丹麦演员凯耶尔德·阿贝尔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开始演出时，要求他的观众们：“拿出一分钟的时间，为死于今天的丹麦最伟大的剧作家默哀。”

由于消极抵抗，对占领者德国人来说，丹麦的警察已经变得不可靠。在一次大逮捕中，近1万名警察被德国人缴械。在国王克里斯蒂安的城堡，警察卫队被扣押。当一位德国军官告知国王，要将卐字旗升起在城堡上空时，国王拒绝这样做，并说，如果出现这种事，丹麦士兵会把它拿下来。德国军官说：“那位丹麦士兵会被打死。”国王回答说：“那位丹麦士兵就是我自己。”卐字旗从未飘荡在城堡的上空。

德国占领丹麦后，丹麦自由委员会采取了抵抗行动。它的一位创始人弗洛德·加科布森告知朋友：“对我而言，争取我们民众的灵魂的斗争是最为紧要的……对我来说，问题必然是：‘一个人怎么才能让大量的民众参与到战斗中来？’而非：‘一个人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伤害德国人？’我敢打赌，如果效果是一样的，让1000人参与到行动中来比让10人参与更好。”

博厄斯曾被称为“二战”前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他也是美国人类学之父。他一生反感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当时的美国社会也充斥着“欧洲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等思潮，博厄斯从理论上驳斥其谬，他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要选择最聪明、最富有想象力、最有活力和感情最稳定的三分之一的人类，应该包括所有的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