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第二十二（第2/3页）

1940年4月，德国占领荷兰，荷兰王室逃到伦敦，女王宣布：“对于这一践踏文明国家的做法，我在此发出强烈的抗议。”6月29日是荷兰波恩哈德王子的生日，阿姆斯特丹的民众公开集会反对德国人。这位王子有一个习惯：在所有假日和公开仪式上都戴一朵白色的康乃馨。结果在他生日这一天，阿姆斯特丹成了康乃馨的海洋。

1944年4月，为推翻萨尔瓦多的军事独裁者马丁内斯，军人和平民联合起义，不幸被镇压。维克托·曼努埃尔·马林是被枪决的平民之一。他被捕后，遭到酷刑虐待，胳膊被打断，膝盖被打碎，眼睛被挖掉一只，但他没有吐露起义的秘密。他被处决时还由别人帮助撑起身体。神甫为他举行临终祈祷时问他：“维克托，你害怕死亡吗？”他回答说：“不，神甫，颤抖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灵魂。”

1944年5月，在起义推翻军事独裁失败后，萨尔瓦多的人民又开始了全民性的大罢工。独裁者马丁内斯恳求人民听从他的命令，马丁内斯说：“4月初我用武力打败了起义者，结果他们挑起了罢工。因此我不想再打了。我向谁开火呢？向那些并不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儿童和青年吗？”他最后宣布辞职。

1947年8月13日，距印度建国仅剩一天半时间，圣雄甘地赶到加尔各答。他到处走访、祈祷、演说，忍受不理解的人们的辱骂和骚乱，他最后的办法是绝食。“汝行乎，吾死。”他的精神终于感染和震撼了人们，人们的注意力渐渐从“街道上的暴行转移到这张小床上来了”（尼赫鲁语），加尔各答出现了和平与亲善的景象。人们称其为“加尔各答奇迹”。

1948年，尤金娜因为为斯大林演奏了一曲钢琴协奏曲，斯大林让人给尤金娜送了2万卢布。尤金娜给斯大林写信说：“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将日夜为你祷告，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庇隆执政半年后，博尔赫斯被“升任”为科尔多瓦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虽然是“升任”，但将一位重要作家升为鸡兔稽查员仍然毫无疑问意味着侮辱。受此羞辱的博尔赫斯决计辞职，他还公开发表了辞职声明，声明中说：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

杜勒斯是美国历史上权势最大也是最为辛苦的国务卿，他常常亲自飞到世界上出现麻烦的地区去处理问题，绝不单纯依靠信件、电报和照会。当然，凡是他去过的地方，局势往往更加恶化、复杂，麻烦的事情更为麻烦，他因此获得了“不祥之鸟”的绰号。对于这一称呼，他完全不以为然，他说：“我所从事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伟大的美国。”

1963年4月，在马丁·路德·金的带领下，黑人向“美国种族隔离最厉害的城市”——伯明翰市集中发动强大的和平攻势，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快餐馆里进行连续不断的静坐，接着联合抵制商人和进军市政厅。正当黑人勇敢地行进时，一个州法院颁布禁止进军的命令，金被捕了。他在监狱中写信说：“道义上有责任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他警告说，如果非暴力抗议失败，后果将是可怕的。

在达扬当上以色列国防部长后，他指令总参谋部向部队下达士兵休假的命令，并对记者说：“假如外交手段能够获得亚喀巴湾的自由通行权，我当然十分高兴。”阿拉伯人从广播中听到“很多以色列士兵已获准休假，可以看到他们在海边日光浴”的消息，松了口气。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戈德堡对人说：“据我对以色列人的了解，这也许意味着他们要在明天发动战争。”这场第三次中东战争被称为“恶魔导演的战争”。

20世纪70年代，在韦德拉领导的军政府期间，多达3万名阿根廷人失踪。1977年4月，14位失踪者的母亲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中心区的五月广场，要求政府给出说法。五月广场母亲发展到几百人，在第二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来自欧洲球队的球员到广场表示支持。母亲们的口号是：“他们把他们活着带走，我们想要他们活着回来。”

80年代，皮诺切特在智利实行独裁统治。针对人们希望皮诺切特的军政府同僚们取代他以推进民主等等幻想，皮诺切特说：“如果我们回到有些政治人物所渴望的那种形式上的肤浅民主，我们就是在背叛智利人民。”人民却无法苟同。抗议者们喊出了一个新口号：“我们的手是干净的。”在城市街道上，学生们举起他们的手，手掌向外。演员们在演出后向观众伸出他们的手掌，观众们也向演员们伸出手掌……以此与当局和左翼暴力反叛者保持距离。

1977年秋，波兰保护工人委员会和一些学者创办了飞行大学，飞行大学的活动引起政府的关注，并遭到持续打击。一次米奇尼克和两名学生挨了打，打他们的人喊道：“你们这些卖国贼，中央情报局给了你们多少钱？”

1979年6月，保罗二世抵达华沙，他确认基督徒反对无神论的信仰，还间接地谴责了对人权的侵犯和苏联对波兰的主宰。教皇说：波兰的未来“取决于有多少人会成长为不服从者。”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外宣传上不遗余力。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波兰团结工会一开始就希望罢工能够成为民众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也希望工人能够得到全民的支持。一个周日上午，亨里克·索卡尔詹科斯基神甫主持弥撒。成千上万人从城里赶来参加，神甫给1970年工人遇害之处的木头十字架祝圣，十字架顶端是“一战”后带领波兰脱离俄国独立的英雄约瑟夫·毕苏斯基的名言：“只要愿意，就能做得到。”

在团结工会决定总罢工的前夕，最高法院裁决，支持了团结工会对华沙法院强行修改工会章程提出的上诉。最高法院休庭后，瓦文萨和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从法院走出来时，耐心而平静地在法庭外面等了三个多小时的大批群众，对他们长时间地欢呼。瓦文萨同时对大批守候在这里的记者宣布，团结工会取消了举行全国性罢工的计划。瓦文萨强调了团结工会这次重大胜利的意义，但他又说：“谁也没有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