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与狼共舞的日子（第2/4页）

隆庆皇帝本来就不是一个心智聪慧之人，按照大学士高拱后来的回忆：皇帝是个智力平平、笨口拙舌、优柔寡断、经常沉默不语的人。正因为如此，有的大臣甚至以为皇帝是一个哑巴，甚至还有人怀疑他患有轻度的精神失常。历史并没有为隆庆皇帝朱载垕留下多少篇幅，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既没有证据表明，他是英明果断的明君贤主；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是一个智力迟钝的精神病患者。

文官们有时会拉他参加一些场面盛大的典礼，想让皇帝在百官万民面前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但是朱载垕的表现往往让他们大失所望，因为隆庆皇帝压根儿就不愿做一个场面上的政治人物，他甚至不愿在公开场合讲上一番大臣们拟好的套话，而让大学士们代他发言。

或许是误打误撞，或许是故意为之。隆庆皇帝朱载垕的这种执政方式收到的实际效果超过了正德、嘉靖两位前辈。隆庆皇帝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无能，或者说是不愿干预具体事务的超然态度，使得那些有能力的文官们能够放开手脚去行使手中的权力，将偌大的一个帝国治理得井然有序。

隆庆皇帝在位只有短短的六年时光，这倏忽而过的六年时光是帝国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谁也不会料到，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精神病人的隆庆皇帝，居然在自己短暂的政治生命中，开启了帝国的第二次中兴。第一次是弘治中兴。

每个男人在青春期的时候，都玩过骑自行车双手撒把的刺激游戏。双手离开车把，自行车依旧会稳稳地向前行驶。权力上的双手撒把游戏，隆庆皇帝并不是首创。他的父亲嘉靖皇帝朱厚熜也是一个痴迷于此的高手，在其当政的四十五年时间里，竟然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达十七年之久，可谓疯狂至极。但让人不解和惊叹的是，帝国的权力运行机器好像是要证明，就算没有皇帝的操作，它照样能够运转如风。

隆庆皇帝的执政风格，在无形之中为他幼小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树立了标杆。可以说，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班子，足以应付朝廷事务。因此冲龄即位的万历，虽然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皇帝的权力，但仍能依靠强大的文官班子来治理帝国，避免出现统治危机。

显然，隆庆皇帝对帝国的政治制度和自己的能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既做不到像孝宗那样一心扑在工作上，同样也无法做到像武宗那样离经叛道和世宗那样刚愎自用。在他的权力系统内部，活跃着几位政坛高手。无论是大学士徐阶，还是紧随其后的高拱和张居正，哪一个不是精明强干又野心勃勃的政治狂人。隆庆皇帝并不想让自己卷入皇帝与文官无休止的争斗中去，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得隆庆皇帝在位期间，以隐形人的姿态示人。他从来不做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极力避免卷入皇家和文官的权力纷争当中。

权力中心的下移，最有可能出现以下的两种情况：一是帝国的中央权力系统由数位权臣共同掌权，其后果是极易引起文官之间的倾轧或党争，并由此影响到朝政。二是在中央权力核心中出现一位大权独揽的权威型人物，并由他以皇帝的名义来行使皇帝的大部分行政权力，就像万历初期的张居正那样。

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同样会带来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如何保证这位文官独裁者不用手中的特权牟取私利，甚至威胁皇帝的地位，动摇王朝的根基；二是如何避免这位文官独裁者突然丧失权威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后果。

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的六年时间里，他所推行的政令可以用“简单”二字来形容，这主要和他隐形的执政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个人生活作风方面，朱载垕并不像他的父亲嘉靖皇帝那样喜欢干一些炼仙丹、集青词、玩弄女性的荒唐事，应该算得上是一位比较靠谱的君主。也许是性格使然，隆庆皇帝在执政方面表现出柔性有余、刚性不足的缺点。如此一来，在其执政期间，帝国的权力运行为后世留下了不少隐患。

比如说辅政的大臣们相互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这就是朱载垕所留下来的祸患。

皇帝既然喜欢当甩手掌柜，这就为那些内阁官员们的明争暗斗腾出了巨大的空间。官员之间的争斗变得尤为激烈，就连宫中掌权的太监也都卷入其中。先是隆庆元年（1567年）高拱罢相，徐阶作为首辅挤走了高拱。不久后徐阶自己也被淘汰出局。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内阁迎来了一场大风波。吏部尚书杨博致仕，朱载垕召高拱复入内阁，兼掌吏部事。从此内阁和吏部的大权就集中到高拱一个人手里，他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席内阁大学士，也就是首辅。

高拱能够入阁，完全是宫中太监从中周旋的结果。朱载垕是个宽厚之人，但是因为平日里他和大臣们联系极少，所以在关键时刻能够左右他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往往是那些伺候在他身边的太监。隆庆初年最得朱载垕信任的太监是滕祥、孟冲、陈洪，这帮人有事没事就喜欢领着朱载垕吃喝玩乐，消磨皇帝的意志。

这样的情况不免使人联想起唐文宗时期的当权宦官仇士良。这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杀二王、一妃、四宰相，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将坏事做尽,却依然能够享受到皇家的最高礼遇。他在晚年向身边的太监们传授秘诀时说：“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读书亲近儒臣。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新唐书·仇士良传》）。仇士良在这里告诫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伺候皇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能让他闲着，要让他一天到晚追求吃喝玩乐，不要给他读书问政的时间。皇上不管事，凡事全靠身边的太监，那么宠信和权柄自然也就落在了太监的身上。

有人将仇士良的这一套经验称之为“迷龙术”。随着年代推移，宦官们的心机越来越深。凡事只要用心，鞋子里的虱子早晚也会爬上头顶。仇士良的那一套免费教材——“迷龙术”，逐渐成为宦官弄权的必修科目。

徐阶显然没有将这帮“迷龙术”的传人放在眼里，最终吃了亏。隆庆二年（1568年），徐阶被强行离职退休，便是因为和太监关系紧张，遭到滕样、孟冲、陈洪等一帮太监在皇帝面前集体诬陷中伤。等到高拱入阁以后，文官集团与太监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尽管如此，仍然无法圆满地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司礼掌印太监出缺时，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谁料高拱推荐陈洪。等到陈洪出缺时，高拱再次绕开冯保，推荐了孟冲。冯保在失望之余更加仇恨高拱。后来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对付高拱，便是在这时埋下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