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非黑非白的区域（第2/5页）

作为一省巡抚玉德为什么不详查具奏？乾隆命交部要对这个案子严加议处。马上将德明车上装的什么？用来做什么？详细查明，据实上奏。

玉德也是刚任山东巡抚不到半年时间，就碰上了这个棘手的案子，搞不好就把自己拉下水了。而这个事件惹得皇帝如此动怒，使玉德陷入惶恐。他连忙上表章自责，请求朝廷能够给一个处分。表章中有自己“初任封疆，不谙世理”的话；又说目前山东登州、莱州、青州一带海盗猖獗，请求“亲率官兵绢拿海盗”。将玉德的话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为自己的罪责找一个开脱的理由，并请求将功赎罪。

作为山东省省长的玉德，对于其中的规则还是谙熟于心的。

不料乾隆却抓住他不放，说他“所奏殊属错谬”。认为他所上奏的奏章都是拿他这个皇帝开涮。乾隆将玉德狠狠挖苦了一番：我从来没听说过女人要先学会生孩子再出嫁的！你玉德大人曾当过藩、臬、道、府诸任，怎么能说是没有经验？至于海盗，用不着你亲自去征讨，你就老老实实地办德明的案子吧！如果你玉德再拿我开涮，拖着不办，那就直接把德明押解来京由我这个皇帝亲自讯问，一旦审出真情，你这个山东巡抚应担当什么责任，就不用我告诉你了吧？

乾隆的这道谕旨以每天四百里的速度快马驿传就送到了玉德的手里。玉德读完后，估计脖颈处感觉出了刀锋掠过的寒气。玉德见皇帝真的很生气，如果再打马虎眼，那么后果将会更严重。没办法，他只能如实奏报。玉德说出了怎样的实情呢？在审讯德明的时候，德明交代他曾备带如意、朝珠、蟒袍等宝贝进入省城，是为了送给巡抚和省城大小官员。结果还没来得及出货，就被抄了出来。

玉德说出的实情，并没有惊倒乾隆皇帝。虽然乾隆在这里夸张地用了一个词“骇然”，但这只是他打的官腔。其实作为皇帝的他比谁都清楚，官场之上“私受馈受，相习成风”的那些弯弯绕，是地球人都明白的。

乾隆这几道谕旨下发的时间是在农历七月十一日至八月七日，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德明向陈时索要车马，是为了到省城向玉德等督抚大员们送中秋节礼。这个案子一经公开，皇帝和大臣们才恍然大悟。乾隆在上谕中说：“督抚如果能够洁身自好，就不会发生此类事情。由此可见各省馈遗之风并未禁绝，本案由我亲自督办，巡抚玉德才不敢隐瞒。由此想见，那些没有被查出的，肯定不在少数（此外未经破露者，自更不少）！”

乾隆皇帝在这里虽然说出了当时的官场中的真实情况，但是他却忽略了一点，他自己才是这个世道里终极的接受馈遗者。下边是一级跟着一级学，而他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吏治的腐败，是清政府一直都无法根治的痼疾。不要说是乾隆，就连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对此也是有心无力。康熙曾经一针见血地对“天下第一廉吏”之称的兖州知府张鹏翮说过一句话：“尔自言一介不取，一介不与。若谓一介不与则或有之，一介不取则未必然。”又说他“在山东兖州为官时，亦曾受在规例”。

康熙能够对一个世人眼中的“天下第一廉吏”说出这样一番话，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皇帝已经意识到，在自己的统治之下，那些落满尘埃的灰章程已经跃过了正式章程，成为打通官场脉络的不二法门。

此时距离康熙说那句话过去了将近百年，朝廷吏治每况愈下，哪儿还有什么真正的廉吏？乾隆皇帝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所以他在第三道上谕中就改变了原先的态度。他在讲了一大通官员清廉自律的道理后，语气一转，表明了自己此时的态度：“朕不为已甚，不肯因此遍加严责也。”就是说，自己对此也是无能为力，只好任由他去了。

从此以后，因陈时自杀一案而引起的“廉政风暴”在一阵疾风暴雨过后便消失得无影踪。

有了老子的前车之鉴，嘉庆皇帝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

嘉庆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斗争的艰巨性。他以为，如果“掐断了乾隆一手培育起来的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中央权力内部的腐败根株便会自然枯萎”。杀掉了和珅，清除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戛然而止。

可是形势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他即位后使出的第一雷霆杀招就是杀了和珅，但是官场腐局并没有真正得到破解，更多的人前赴后继。

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江山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甚至连嘉庆皇帝自己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

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这个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皇帝的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以雷霆之势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成为嘉庆帝树起的清廉标兵。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不可自拔。他只用了短短的一年时间，就贪污了四万两之多。反贪急先锋也沦为朝廷的大贪污犯。

像广兴这样的官场中人，他们身陷官场就如同在竞争性的市场上，他们追求的是利润平均化。他们的投入资本也很大，包括个人声望、社会关系、生命安全。这种追求利润的行为像水波一样，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打秋风、请客吃饭、表礼水礼、程仪、炭敬、冰敬、别敬、三节两寿等等，都是官家权力运行规则下的利益分配机制。如果他们不遵守这种游戏的玩法又会怎样呢？那就会被官僚集团视为不懂规矩的古怪官员。

这种贪污之风愈演愈烈，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为了保证官员的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政府借高利贷运转这是很危险的，搞不好就会被民间资本绑架。

嘉庆年间，各地还不约而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地方财政经费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