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非黑非白的区域（第4/5页）

在嘉庆皇帝给出这句鉴定之前，两江总督铁保在递交嘉庆皇帝的奏折中也说，自己在接到淮安知府王毂禀报李毓昌自杀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疑问，不过王毂等人说李毓昌的家人李祥等人已经离开了山阳县，所以才草草结案。

嘉庆之所以对这件事持怀疑态度，主要来自于两方面推断。一是事件本身存在诸多漏洞；二是李毓昌的个人情况不存在自杀的动机。一个人自杀，通常是由于精神层面受到煎熬，一时之间无法排解，寻了死路。从古至今的官员自杀，无外乎以下原因：一是身为罪臣，为官家逼杀；二是处于隐罪犯状态，担心东窗事发，负罪自杀；三是工作压力，主要来自于上司与同僚的打压，让自己觉得无路可走。四是来自于家庭层面，通常是家庭出现变故。

李毓昌是个新科进士，属于官场新兵，前途可谓一片光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新科进士需要走哪些组织程序。新科进士先是得到皇帝的接见，然后人事关系转交到吏部，然后由吏部根据抽签结果，再分派到各省侯缺，只要有知县的空缺出来就可以优先获得任命。李毓昌抽签的结果让自己很满意，因为他抽到了到江苏任职的签。江苏在明清两代相较于全国其他地方优势明显，可以说是为官从政的绝佳去处。李毓昌三十七岁时中了进士，这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开怀得意的事情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他人生最好的阶段，他有选择死亡的理由吗？于情于理，都让人说不过去。

嘉庆十三年（1808年），在江苏北部淮安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地方政府拨专款进行了赈灾救济工作。在当时，清政府虽然没有建立起明晰的审计制度，但是鉴于灾情严重、官场腐败，对此类赈灾工作一般来说都要由上级政府派员进行审核检查，以防止虚报冒领，使朝廷派发的救灾专款能够真正用到灾民的身上。

李毓昌到江苏后，江苏北部的淮安一带灾情严重，朝廷发下几十万两银子的赈灾款。为了保证赈灾款的正常发放，两江总督铁保就选派了一个十一人的督查组赶赴灾区，李毓昌就是督查组成员之一。李毓昌刚到江苏就被委以重任，这也是锻炼自己的一个机会。

作为新科进士的李毓昌，怀着满腔的抱负转换着自己的人生角色。刚进入官场，就让李毓昌赶上了这么一个体现个人价值的机会。能够受总督大员的委派，前往灾区核查赈灾钱粮，这种强烈的荣誉感让他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是刚进入官场的新兵蛋子，根本不懂这里面暗藏的玄机。所谓核查赈灾，只不过是走走形式的官样文章。李毓昌的身份只是一个候补知县，没有实职的空头衔，就是较真也轮不上他来上场，他完全可以跟在后面捞点实惠。其实在清朝中后期的官场上，这种差事既可游山玩水，又可捞几个小钱，更可以借机结交地方掌握实权的官绅，为自己将来的仕途打下人脉基础。清朝中后期的上级官员督查，就是摆摆上级领导的架子，吃喝卡拿要，最后替各级的贪官污吏们上一个清白折子，就算完成任务了。

嘉庆时期，权力集团内部已经到了无官不腐的地步，前赴后继，大家都是高成本官员，谁也不愿意做赔本的买卖。这时候，权力能够提供的基本服务就成了博弈的基本规则。政治制度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与统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谁是赢家谁就主导游戏规则，谁占的份额大谁就就能一锤子定音。

可是李毓昌毕竟只是一介书生，他的低成本入官，让他自然放低了自己的权力成本边界。这样就会造成一种现实与理想的失衡，他的理想是用好手中权，能为民做主，干点实实在在的事。可现实是，他的低成本也许会触犯到别人的高成本入官的利益，让别人的利益打了折扣。李毓昌进入角色很快，他在得到任命后，就带着自己的仆人李祥、顾祥、马连升前往山阳县。李毓昌并没有与地方官府取得联系，而是自己撇开了调查组的正式渠道，来了个实地暗访。通过暗访，他了解到官府在救灾工作中有许多违规操作现象。特别是通过内查外调，他获取了山阳知县王伸汉浮开灾户、冒领巨额赈款的第一手资料。他准备将收集到的资料如实上报，揭露地方官员腐败行为的内幕。

南非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加在《控制腐败》一书中指出：腐败的动机＝（贿赂所得―道德代价－查处概率×所受制裁）>工资收入＋廉洁的道德满足感；腐败的条件＝垄断权＋任意处理权＋责任心差。对照这两大公式，李毓昌都不具备做一名腐官的条件。

眼里本就揉不得沙子的李毓昌愤怒了，他抓紧时间详列了一份清单，准备具文上报，揭露这批贪官污吏。

本来李毓昌的调查工作就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即将上报的材料也没有其他人知晓。但问题却出在了他身边人的身上。他的仆人李祥与县令王伸汉的仆人包祥是老朋友，李祥本来就是一个贪利的无良小人。看见自己的老朋友跟着王县长吃香的喝辣的，而自己却跟着一个候补官员东奔西跑，还捞不到油水，不免愤恨。凭着自己主人这种一根筋的脑子，就算将来能够补了官缺，当了县令，自己跟着也不会捞到多大的好处。

这个小人物在心中进行了一番利害计算：跟着死板的旧主人一点好处也捞不到，落个终日清苦，无人搭理；若卖主求荣，实惠自不待言，荣华富贵恐怕也大有指望。

李祥有这种心理计算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别说一个仆人，就连李毓昌又何尝没有自己的计算。不过李毓昌这时候的身份还不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官员，只是候补队员。

官员进入官场也要做一番利害计算，古代官员大部分都是像李毓昌这样的读书人，儒家经典里的礼义廉耻对他们来说还是有影响的。刚进入官场时，他们心中的恶往往会受到道德的约束，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他们会在内心做出各种利害计算，其中就包括如何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好官。但是时间一长，他们会发现当好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就让他们陷入了一种道德困境。假如说李毓昌有一天成为县令，他想当一个对老百姓好的好官。对老百姓好就意味着不忍心搜刮民脂民膏，没有民脂民膏的补给也就没有更多的灰色收入。这样一来，就引起了连锁反应，首先李毓昌养的那些幕僚和胥吏的工资和奖金就发不出来，再则就是他逢年过节贿赂上级领导就失去了本钱。李毓昌想当清官，可没人愿意一路与他同行，他只能孤身上路。而他身边那些人就会想办法绕开他，自己下去收刮地皮。他们下去以后，收回来一千，按照游戏规则，一个人分一百，给李毓昌留下三百。李毓昌肯定会拒绝，而且会训斥他的那些手下，说他们做的这些事有辱官家声誉。官家声誉对李毓昌来说就是个人声誉，因为他想做一个好官；但对于那些唯利是图的胥吏，官家声誉与他们能有多大的关系？李毓昌不愿与他们一起玩这种游戏规则，衙门里的人就会认为李毓昌不是一个好领导（好同事）。李毓昌既解决不了他们的工资，又不能给他们提供正当来路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李毓昌自然就会被疏离。也就是说李毓昌对老百姓好，就意味着李毓昌对官场中的僚属不好；李毓昌成为好僚属、好的合作者，就意味着李毓昌对老百姓不好。这种道德困境会在一个官员的利害计算中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