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肆 第十二章 “维新派”和革命党，登场！

甲午战争的爆发，使得东亚的近代局势再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两国交战的导火索——朝鲜的归属终于尘埃落定，虽然此时的半岛尚且没有被日本完全吞并，但从客观形势上来看，成为其囊中之物无非是时间问题罢了。

其次是日本。日本其实是赚了的，而且赚得盆满钵满。不光真金白银，还有国际声望跟势力范围，小小列岛一跃成为世界级黑马而备受瞩目，正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强国，同时也改变了当时英国和沙俄这两大列强独霸东亚的局面。

还有一点就是经过甲午一战，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不仅成年人不再把隔壁的大清帝国当回事儿，直接以狄夷鄙之，就连孩童们的游戏，也清一色变成了拿着小木枪对阵开战的模拟打仗，每个人都以祖国能够战胜大清为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接着再去战胜别人，每一个外面的国家，尤其是大清，都被当成了假想敌。

甚至发展到后来，还出现了小孩子用石头丢掷清朝驻日商人的事件。

江户时代的那种“以和为贵”的对外气氛，已然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獠牙和利爪。

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民族主义一旦成为排外主义，国民便会变得好战起来，这对国家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剃刀外相陆奥宗光如是说道。

最后来讲讲大清，也就是我们中国，用教科书上的话来讲叫进一步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国家，此话未免过于抽象，因此我们换一个老百姓常用的词儿：元气大伤。

不仅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毁于一旦，而且还割地赔款，赔的还是巨款——大清当年岁入不过九千万两白银上下，一下子赔出去两万万两还多，于国于民所造成的巨大负担可想而知。

不过，最惨的还不是丧权辱国，更加悲催的是，此时此刻，国内的人心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泱泱中华历来是天朝上国，而东瀛日本从来都不过是弹丸偏隅，这是常识。

如果没有中华大陆，那么当年日本几乎不可能立国，日本能够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不敢说百分百，至少百分之八十是靠了中国的影响，这也是常识，虽然有些偏激。

但现在就是这弹丸偏隅把天朝上国给逆袭了，那么天朝上国的士子们会怎么想呢？

士子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甘。

他们不愿意接受被日本逆袭的现实，他们希望再战。

从公元1895年年初李鸿章赴日和谈时起，就有全国地方官僚和中央权贵不断上疏反对议和，短短两个月不到，相关的奏章就已经超过了两千份，而且那些大员各个义愤填膺言辞激烈，一副若是议和则国将不国的架势。

比如南洋大臣张之洞在3月27日上奏说，马关和约如成定局，则后果不堪设想，希望朝廷以江山社稷考虑，和其他各国缔结密约，然后再做补救。

兴许是觉得意犹未尽，4月2日，张香帅再奏一封，称“和约万分无理，请乞援强国”。

应该讲这人其实还是很明事理的，尽管输给日本心有不甘，但也知道输在技不如人国不如人，所以跟无脑主战派不同，他不嚷嚷着举全国之力再战，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列强的斡旋之上。

可问题在于求人不如求己，这列强要真能斡旋李鸿章早就让他们来斡了，正因为实在是斡不了了，这不才被迫割地赔款的么。

而继官僚权贵之后，全国的众青年才俊也纷纷不甘寂寞地出头了。

4月22日，有两个正在京城参加完会试等着发榜的举人，写了一份共计一万八千字的《告皇帝书》，主要内容是跪求迁都再战，实行变法维新；接着他们串联了同在京城等成绩的其他各省学子，搞了一个联合签名，然后于5月2日带着数人跑去都察院上书，请求都察院官员将这玩意儿转交给光绪帝。

带头的这两位，一个叫康有为，一个叫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出身，人称南海先生，当时主要职业是经营一家名为“万木草堂”的私学校。

此人才华可谓卓越，一部《新学伪经考》名满天下，让他一跃成为晚清公共知识分子领袖，不过人品极差，纵观其一生，大到投机钻营卖国，小到嫖娼不肯给钱，这位老兄都有份儿。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时为万木草堂首席弟子。虽说是康门学生，但论才华这人绝不逊色于康有为，而且人品也要好得多，因此在很多时候，他都是以老师助手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线的，而公众则也习惯将他们合称为“康梁”。

康梁这次带着举子们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这在你初中历史教科书里有，属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

不过众所周知的东西有时候未必就是真相，正如同我们朗朗上口的鲸鱼其实并非鱼类一样，那名垂青史的所谓“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

按照康有为或者教科书的说法，这次5月2日的公车上书是失败了的，因为都察院以和约已成定局为由拒收他们的“告皇帝书”。

这当然是在扯淡，要知道当时上书求再战的举子又不是康门一户，其他学生士子也有写血书搞串联的，事实上就在5月2日当天，都察院还向朝廷代奏了官僚学子关于中日之战的上书15封，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经他们手代奏的求战条陈足有20余封之多，在这些帖子中，不乏言辞激烈程度远超康梁那“告皇帝书”的文章，因此要说都察院单单跟他康有为过不去，是没有道理的。

真相是康有为在都察院衙门口跪了半天后，猛然顿悟，觉得两国战端已成定局，自己上书也于事无补，更何况那么多人都在上书，自己就算把这文章写得妙笔生花也不过是个随大流的举动，根本无法脱颖而出。

所以跟梁启超私下一合计，还不如回家睡觉得了。

不过对外肯定得捞个好名声，于是就大肆宣传说因为自己文章写得杀伤力太大，都察院的官老爷们不敢收，所以就只能作罢咧。

由于当时信息流通很不发达外加康有为确实有点小名声而且清政府也的确像是会干出这种事儿的角色，故而士子们都信了康梁的鬼话，就这样，康南海的名声如同涨停板的股票，蹭蹭地往上蹿了去。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无论是衙门不鸟还是康有为压根就把联名书给私扣了不交，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士子们的再战请求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在马关条约尘埃落定，战败事实不可能再发生变更时，大家又表现出了第二个反应——学日本。

不得不说这时候的中国人民确实符合勤劳勇敢善良好学这八字美德，尽管大清败了，尽管大洋彼岸的日本孩子都会拿石头丢清国商人了，但此时此刻在大清国内，却几乎没有仇日情绪，虽然为昔日学生所败终归有些令人懊悔不爽，可是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却并不恨日本，非但不恨，反而还很清醒地认识到，应该向日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