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一个新世界的形成（第2/3页）

在守卫国家成为关键问题之前，美国人民所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建立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早期历史中，人口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一条沿着密西西比河自北向南的轴线上。密西西比河从北部的明尼苏达州流向墨西哥湾，其间穿越了美国中部地区。在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建立起来之前，东部移民想要去西部海岸的话，只能沿着俄勒冈小道一路西行，其间还要翻越落基山脉。如今，俄勒冈小道上不再有车马西行，但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广阔土地上，人口仍旧相对稀少。80%以上的美国人居住在城市中，其中80%以上人口母语为英语，10%人口母语是西班牙语。在宗教方面，新教徒虽然仍占大多数，但也仅为51%。在新教徒中，有近80%的白人、近13%的黑人、约4%的亚裔和约15%的西班牙裔，因有时西班牙裔也被归为“白人”，所以整个比例之和超过100%。

不过，种族归类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人口调查上会遇到的特殊问题。它直接涉及美国国家身份问题的核心——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个国家又象征着什么。例如，土著人占美国总人口的不到1%，相当于两百多万。这一群体又被细分为上百个部落单元。一个人是否算“土著”，既取决于这个人的基因遗传，也取决于这个人的文化归属；一些群体强调前者，另一些群体则强调后者。相似的，一个人是否被归类为黑人或者白人，则倾向于根据地理和语言来决定。从白人的视角来看，几乎每一个居住在或来自格兰德河以南地区的人都是西班牙裔；对于这些被混称为西班牙裔的人来说，非裔美国人看起来也和盎格鲁人没什么区别。

实际上，非裔美国人是所有种族分类中最易受时代背景影响的种族。刚从非洲国家来到美国的人可能很自然地会认为自己自动成了非裔美国人，而这也许会遭到美国黑人的抵抗。在美国，黑色和白色不仅是一种对客观基因标记的描述，同样也是对文化、传统、奴隶制的历史的描述。非裔美国人这个身份与祖上为奴之间几乎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当然，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不是所有非裔美国人都曾被奴役。历史学家芭芭拉·菲尔茨（Barbara Jeanne Fields）指出，在美国，一个白人女性可能会生出一个黑人小孩，但是至少在美国社会看来，一个黑人女性是不可能生出一个白人小孩的。她由此强调指出，现代有关种族的文化假设本质上就是矛盾的：白人可以创造黑人，但黑人不能创造白人。正如著名非裔美国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黑人想要变成白人，却无法成功。她认为，“白人性”需要黑人的在场。至少从文化概念上讲，要想成为美国人，就需要把一些非美国的事和人置于美国之外。从这个角度看，“白人性”和“黑人性”（或非洲民族主义）是一并起作用的，但是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历史上，这很少会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对于国家和个体而言，获得美国身份显然都是一项充满困难和挑战的尝试，但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妥协也越来越少。这些年以来，“熔炉”（melting pot）这个在美国曾经引人瞩目的理念已经让步于其他一些理念：比如对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强调，以及种族和文化（更多是宗教）上的区隔，而一些人担心这些区隔会影响美国的稳定。就像联邦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予各州不同程度的自主权一样，美国公民有时候也难以在州身份和社会身份、联邦身份和国家身份之间维持平衡。例如，美国内战（1861—1865年）中，这种平衡就被显著地打破了。其他一些时候，比如在面临外来的冲突和危机时，爱国主义的需求会弱化内部的区隔——虽然从不能让它们消失。这种爱国主义要么是由政府倡导，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要么是由大众推动，比如“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反应，以及如今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

实际上，战争和美国身份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大多数国家都有暴力的历史，美国也不例外。但是，要想理解诸多关系松散、重度依赖奴隶劳动力的殖民地如何走到一起，以及最后竟以自由和平等之名推翻殖民地政权，则需要全面分析当时各方面的动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殖民者在解决美洲土著部落和英国皇权给殖民地带来的问题时，都是通过冲突来确立新世界的身份。在这里，冲突与新世界身份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得到了巩固。

在美国还未建立之前，来到这片土地上定居（有些时候仅仅是短暂定居）的主要是欧洲移民、传教士、军队和商人，而驱使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正是欧洲的宗教冲突。因此，从最开始，冲突就充斥着整个移民过程，也体现在欧洲外来者对美国土著人的态度中。早期宣传家努力说服欧洲君主和商人，让他们相信“新世界”既能传播宗教也能带来利润——那里有需要皈依的土著人，也有钱可赚。这些说辞将掠夺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致命的结合体，在这种背景下，冲突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当然，这个国家的军事起点是在最终的殖民冲突中，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中被建立起来的。这场战争将国家和公民服务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也将美国国家主义与战争联系在一起。

独立战争结束后，对于这场战争的讲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当时民众的爱国热情，因为这种热情并不总是确切存在的，但不管怎样，当时那些应召参战的民兵的确因创造了军事理想上的一段佳话而流芳百世。这不应该被夸大，但也不应该被低估。在今天的美国，战争退伍军人约占成年人口的10%，从大局看，10%并不是一个压倒性的比例，也很难被称为全民皆兵。不过，退伍军人以及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后果，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以及国防预算方面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因为相比总人口的投票率来讲（60%），有更高比例的退伍军人参与投票（70%）。

在这一背景之下，毫不意外，美国国家身份的特点就是在战争中打造团结，并强调自由是国家身份的支柱。不过，就算在这个国家诞生之前，这个“新世界”中的自由也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内涵。如同当时的标语所讲，自由不是免费的。当然，它从来都不是。早期欧洲殖民者的自由侵犯了土著民族业已享有的自由。如同美国独立战争中保皇派所表现的那样，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追求，或者必然会欢迎免受君主统治的自由。自由是美国实验中具有生命力的原则，但最为大肆宣扬这一原则的人却是奴隶主。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将启蒙运动描述为“人类意识的解放”，启蒙运动在18世纪也许影响了美国革命，但它并没有让作为美国革命者的奴隶们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