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一个新世界的形成（第3/3页）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独立宣言》（1776）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实际上，这些如此冗长的“真理”只对那些要么是白人男性精英，要么是接近或有潜力成为这些人的群体有效。即使对于白人男性精英而言，这些真理也只是部分得以实现。当英国激进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时，虽然美国人已经完全做好准备接纳他的话，但他们还是将这个信息置于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解读，在发扬平等和自由的同时，仍在捍卫着奴隶制。借助市场和传播网络的发展，各个殖民地至少可以在概念上建立起一个政治和文化的团结体。而实现这一概念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一些人来讲，只有当所有人都获得自由时，这个国家的理想才能最终实现。对于另一些人来讲，这个国家的未来只有当一些人终生为奴时，才是安全的。19世纪中叶，当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内战中奋力维持国家统一时，有一项真理对他是不言自明的。“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战，”林肯评论道，“但我们虽然使用了同一个词，表达的意思却是不同的。”

美国内战之后，奴隶制最终被废除，但是种族和民族区隔仍旧存在。尤其是当美国人为了完成自己的“昭昭天命”、自己在地球上的霸权向西部延伸时，美国身份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修正和提炼。19世纪末，美国通过美西战争的形式尝试涉水国际事务。在这一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美国的持续主导地位本就遭到一些挑战，而种族、移民、犯罪和城市问题更是让情况恶化。这时候，参加过美国内战的一代已经掌控了政治权力。他们年轻时的经历使他们颇具智识，但却并不一定会让他们或者这个国家对新世纪——所谓的“美国的世纪”——的到来做好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在经济，也许还包括文化层面占据了全球性统治地位，“美国的世纪”才真正开始。

不过，“美国的世纪”却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中，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被越南战争所主导。在这一历程中，美国国家的理念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美国的国家故事原先讲述的是以种族为核心的公民国家，现在则开始强调被排斥者为挑战这种排斥所做出的努力。人们开始重新关注美国的文化多样性，因此，美国一直以来对于公民理想的现实的自满情绪变得更加复杂。同时，它还强调了美国建国者在起草《独立宣言》建立的包容性前提。正如林肯所说，通过这一前提，所有美国人，无论祖先来自哪里，都可以宣称这个国家“就像写下《独立宣言》的那些人身上的血肉一样”。同样，在这一背景下，大西洋世界范式不仅可以平息国际世界的恐惧，还可以强调这种公民理想的力量。它突显出这个国家的边境不仅容易让移民进入，也容易让国际影响力——如果不说是国际势力的话——渗透进来，并且这个国家在对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国家主义、区域主义、战争、身份、人种、宗教、性别和种族的理解上多么易变。

当然，直至今日，如何让这种公民理想与现实相符或者甚至只是相近，仍然是美国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对于这个地理、人口和文化都错综复杂的国家而言，这个问题尤其棘手。美国研究普遍对于美国如何输出自己的民主理想、如何将之强加于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一问题更感兴趣，但有时却低估了这个国家自身在历史中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经历了怎样的挣扎。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如果说这个新世界的“巨人”总是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一边在海外“传授民主”，一边在海外“强求解放”，那么，美国自己的历史——不管是在19世纪60年代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则提醒我们，美国在国内也经常被迫展开相似的过程。与其说这是一种矛盾，不如说这是一种模式，一种在公民与种族、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保持平衡的困难行为。在一个似乎想要为他人实现自己仍在奋力争取的目标的国家里，这种行为算不上多么陌生。它所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选择、所达成的妥协是所有国家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在如今这样一个世界中，传播几乎实现瞬时性，所有边界都可以被打破，移民问题、宗教偏执和种族区隔带来的挑战继续威胁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稳定，这些问题越发需要得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