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发现的土地想象美洲（第2/9页）

一开始，殖民似乎不大可能成功。哥伦布最初试图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今海地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地区）建立殖民地，就以失败告终。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同年，西班牙探险家尼古拉斯·德·奥万多（Nicolás de Ovando）设法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建立了一个西班牙贸易基地。同一时期，意大利探险家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在多次沿海航行之后，意识到哥伦布偶然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大陆，其面积之大、人口之多，远远超出欧洲人的想象。然而，直到1519—1520年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率领船队环航地球之后，欧洲才对世界的范围有了完整了解，对世界人口的多样性也有了一些认识。

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反应大部分是基于想象的，这种想象甚至在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之前就开始了。然而，他们几乎无法理性地理解其他民族的生活，更不用说与这些民族达成妥协——这又刚好是想象的反面。但要注意的是，哥伦布大交换造成的后果并不应该过分夸大，也不能将美洲土著部落的不幸遭遇完全归结于欧洲出于贪婪而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动。贪婪固然是一方面，但在欧洲与美洲第一次接触时，并不全然是这种贪婪造成了美洲土著灾难性的人口剧减。疾病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天花、麻疹、黄热病都曾肆虐美洲。149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泰诺人的总人口估计尚有30万—100万，却在之后的短短50年间几乎完全消失；16世纪，墨西哥人口也锐减了90%。几乎没有医学证据表明美洲土著部落特别容易感染欧洲菌株。事实上，即使在对这种疾病免疫的群体中，天花也可以带来毁灭性的后果：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期间，有38%的白人联邦士兵因感染天花致死，与1520年阿兹特克人（Aztec）的天花致死率几乎一样。

16世纪的美洲土著部落面临的危险并不仅仅是从旧世界带到“新世界”的这些疾病，更主要的问题还是带来这些疾病的人。从欧洲与美洲的第一次接触之后，来自欧洲的暴力与病毒就相继给美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这种破坏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欧洲虽没有一直遭受暴力冲突或传染病的困扰，但对这两者也不陌生。16世纪的欧洲本就充满了暴力，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更是让暴力升级：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德国发起宗教改革；1534年，亨利八世（Henry VIII）挑战罗马教皇的权威，颁布《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自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欧洲的暴力伴随着对黄金和权势的贪婪跨过大西洋，给美洲带来了毁灭性灾难。竞争与冲突对于美洲土著部落而言本不陌生，但欧洲几大强国在所谓“第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爆发的竞争力还是击垮了他们。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让英国和法国为之鼓舞，但两国也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威胁，进而开始试图在欧洲和美洲挑战西班牙霸权。

英国尤其热衷于削弱西班牙的霸权，为此，于1497年派遣威尼斯探险家乔瓦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去了纽芬兰。这次航行推动了欧洲渔业的发展，但英国却缺少必要的资源继续推进卡博托的探险。再往南，西班牙则是在垂涎于想象中美洲所能创造的更大财富。他们发现了一个便捷有效的方法：在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以宗教的名义来掩饰自己赤裸裸的贪婪。于是，西班牙征服者们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出发，效仿11、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向新世界进发。他们带着传教士，打着传教的旗号一路突进，对遇到的美洲土著部落进行传教，或者不如说是镇压。这一时期最出名的西班牙探险家是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 n Cortés）。他于1519年在墨西哥中部发现阿兹特克部落，在随后爆发的天花疫情的帮助下，他带领军队战胜阿兹特克人，并摧毁其主要城市特诺奇谛特兰（Tenochtitlán）。短短几年后，居住在今秘鲁地区的印加部落（Incas）也没能躲过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zaro）带来的灭顶之灾。

阿兹特克部落里有些野蛮传统让西班牙人大为震惊，但西班牙对美洲土著城市的摧毁，以及对当地部落实行劫掠屠杀的凶残程度甚至超过了阿兹特克人。尽管如此，“后哥伦布时期”的本质特点却不是残杀，而是欧洲对新世界在文化上缓慢但强势的侵蚀，这种文化侵蚀也一直贯穿于欧洲人在美洲的探索，以及后来进一步开拓美洲的全过程中。从最早的欧洲探险时期开始，欧洲人对于殖民者与当地土著之间的关系就有一种近乎矛盾的看法。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当地土著似乎是理想的剥削对象。从宗教的角度讲，他们又适合作为传教对象。欧洲人对于适应新世界的文化毫无兴趣，也从未认真考虑过以欧洲规范去同化原住民将有何影响。在他们眼中，这些非欧洲人既是潜在的宗教皈依者，又是陌生的“他者”，这种不确定的矛盾视角不仅存在于西班牙殖民过程中，也是16—18世纪整个美洲殖民进程的一个整体特点。

要探究欧洲对后哥伦布时期美洲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到当时欧洲自身的一些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印刷业的崛起。印刷业被很多学者视为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石之一，15世纪开始兴起的印刷术不仅带来了书籍和木版画的兴盛，也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拥有了地图。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早期印刷业的发展主要推动了不同理念的宗教教义的广泛传播，但当欧洲的视线投向大西洋对岸之时，图像传播便与文字传播具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印刷品里的图像帮助他们先期适应了彼岸的环境。在人类的一般活动中，当然也包括在欧洲的探险时期，一份地图往往更能反映出编绘团体的目的，而非编绘对象的实情。人类社会早期绘制的地图多服务于军事，当时欧洲编绘的美洲地图几乎就是一张藏宝图。例如，巴蒂斯塔·阿格内塞（Battista Agnese）于1544年编绘的世界地图中，就清晰地标注了去往新世界中西班牙银矿的航海路线以及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路线，但对于北部地区的绘制却相当模糊——而正是在这片北方土地上，日后建立起了美利坚合众国（见图1）。

从早期的美洲地图可以直观地看到欧洲当时地理知识的范围与局限，也能看出欧洲对于美洲的想象。阿格内塞1544年绘制的地图显示，16世纪的北美洲仍是一片“未知之地”，南美洲则被描述为一片财富与危险并存的土地。早期地图里的这些附加信息都倾向于制造轰动效应。哥伦布航海之后发行的出版物中也有关于新世界的插图，其中对于西班牙殖民者和美洲土著的描绘都不讨人喜欢，给欧洲对于美洲的想象蒙上噩梦般的阴影。这一时期的很多插图都出自荷兰裔雕刻师特奥尔多·德·布里（Theodor de Bry）父子之手，他们在1590—1618年绘制了多卷版画图集，为关于欧洲美洲接触主题的各类出版物创作了许多版画，其中就包括让·德·莱里（J. de Léry）的《让·德·莱里巴西大陆之旅（1556—1558）》（Le Voyage au Brézil de Jean de Léry 1556—1558，1578年）。德·莱里是一位法国新教牧师，同时也是一名作家，他跟随一支探险队去了巴西，而后在图皮南巴人的部落附近定居下来。德·莱里亲眼目睹了那里的部落生活，尤其是看到图皮南巴人如何“将一些敌人杀死、分解、烤熟并吃掉”，感到万分震惊。这些描述配上布里的版画，可能也让当时的读者震惊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