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全人类的事业从殖民地到《常识》（第4/10页）

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融合成为一个新的种族，他们付出的劳动以及他们的后代终有一天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美国人是来自西方的朝圣者，他们充满活力、孜孜不倦，将很早之前始于东方的艺术和科学带到这里……美国人是一个新人种，他遵循新的原则行动，为此他必须吸纳新的思想，形成新的观点。历经了被迫失业、卑屈依赖、贫穷困苦与无用的劳动之后，他开始辛勤从事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并因此得到了充足的物质报酬。这就是美国人。[5]

考虑到美洲直到1700年以后才真正迎来非英国移民的高潮，如果克雷弗克所言非虚，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仅仅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可能最多四个世代，或者只是普通人一辈子的时间，英属北美这些不稳定的殖民地就不仅融合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还为这个新国家里的白人赢得了一个近似于神话的身份：肩负着实现人类命运的使命的“来自西方的朝圣者”。问题在于，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又或者，问题更应该是：这可能吗？

如今，回顾历史，我们知道美国革命（又称独立战争）让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783年完全脱离了“祖国”。但在18世纪早期，殖民者无从预知这一切，他们没有准备在1776年宣告独立，也没有准备独立打响一场战争。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却又正在为这一切做着准备，因为美洲殖民生活有两个主要特征：改变和战争。

殖民地可以说是转型期的社会，并且处在持续不断的转型中。造成这种不稳定的一部分原因是新移民的不断涌入。与后来克雷弗克热衷于描述的欧洲各国文化交流情况不同，在这个时期，即使是处于前沿地带的白人社会里也没有多少文化融合的机会。从1700年到1776年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的几十年间，超过50万移民涌入了殖民地。这些移民中包括约10万契约佣工、约5万遭到驱逐的罪犯、约20万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以及约28万非洲移民。罪犯大多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约35000千人），也有一部分来自爱尔兰（约17000人）和苏格兰（约2000人）。欧洲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德国（约85000人）、苏格兰（约35000人）和爱尔兰（约108000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没有能够轻易地融合在一起。殖民地的人口当然是多元化的，但构成这种多样性的不同群体却倾向于和各自在宗教、文化上的同类聚居，鲜少与其他群体通婚。以奴隶身份来到美洲的非洲移民则没有欧洲移民群体中的这种身份差异，其人口也超过其他所有的移民群体。这样巨大的非洲移民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对非洲黑奴贸易的垄断在1697年被打破，奴隶进口活动迅速增长，使得殖民地的黑人人口从1700年的2万飙升至1763年的35万。这个时期，到达英属殖民地的所有移民里，超过半数的人要么是罪犯，要么是奴隶，并且都是被迫移民。

这些移民来到的是一个频频被冲突撕裂的世界：欧洲的战火冲破边界，蔓延到了美洲的土地上。1689—1763年，美洲殖民地参与了英法两国之间的至少四场战争：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9—1697年，又被殖民者称为威廉王之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安妮女王之战，1702—171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乔治国王之战，1744—1748年）以及在殖民者看来最具决定意义的七年战争（法国—印第安人战争，1756—1763年）。七年战争以1763年《巴黎条约》的签署宣告结束，解除了法国对于英国殖民美洲构成的威胁。从殖民地与英国对这些战争不一样的命名体系里可以看出，这些冲突在他们看来造成了侵扰和破坏——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发展正是面临着这些持续不断的冲突，而这不管是对于社会的稳定还是帝国的安定都毫无益处。

然而，不稳定和不确定是殖民进程的固有特点。绝大多数的移民都不是英国统治精英，而这些移民自愿或被迫来到殖民地时，无论性别、无论肤色，都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17世纪末，英国史上的第一位女剧作家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敏锐地观察到一些移民对这个新世界的反应。在演绎弗吉尼亚殖民地培根起义的剧作中，她笔下的一个角色宣称这个国家“只不过想让出身高贵的种族遍布全国，将这里变成世上最好的殖民地”，但事实上，“统治这个国家的却是地方议会，其中一些议会成员可能还是遭到放逐的罪犯，这些人获得大量资产后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阁下，跻身所有权位”[6]。殖民早期这种后来被称为“小木屋神话”或“美国梦”的现象，在贝恩看来，带来的是不安而不是热情，彰显的是机会主义而不是乐观主义。事实上，18世纪初的殖民地极度缺乏乐观主义。不过，这些殖民地就要迎来一个非凡的发展和增长期，而这将永远地改变它们的世界和未来。

1700年的美洲殖民地正处在步入现代时期的转折点上，其中既包含了与现代世界完全一致的元素，又保留着属于前现代的观念。而这些前现代观念里最明显、最极端的例子可能就是1692年的塞勒姆女巫审判案（the Salem witchcraft trials）。这一事件也许可以被视为17世纪末的殖民者对于现代压力、对于马萨诸塞动荡环境的一种前现代的回应。在塞勒姆村，人们的生活由极端的加尔文主义教会的戒律所统治，而当时的英国统治者是坚信“君权神授”的天主教君主詹姆斯二世。天主教君主的统治让塞勒姆的村民倍感压力，但他毕竟也只是凡人，对于当时的塞勒姆民众而言，他们面临的威胁来源于一种截然不同的黑暗势力——撒旦。虽然在他们眼中，天主教君主和撒旦并无二致，但在1692年时，撒旦的黑暗势力是如此真实，已经完全超过了詹姆斯二世。

在当时的英国本土和殖民地，巫术信仰和魔法信仰其实相当普遍，早在1692年塞勒姆巫术恐慌爆发的前几年，就已经初露端倪。古迪·格洛弗（Goody Glover）是第一个遭到控告的女巫，于1688年被绞死。清教徒牧师戈登·马瑟（Cotton Mather）在《与巫术和着魔有关的难忘天意》（Memorable Providences, Relating to Witchcrafts and Possessions）中记述了这起事件，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会仅凭一个情绪激动的13岁小女孩提供的争吵证据，就可以处死一个清白的女人。面对外部的威胁，这个社会的应对方式就是将枪口对向自己内部。“去告诉人类，”马瑟在小册子里力劝道，“这里有魔鬼和女巫。”新英格兰“已经有了他们存在和行动的实例。异教力量不仅在印第安人的棚屋里，以熊、蛇和火之形状出现，也出现在基督教徒的屋中，在那里上帝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如今却受到恶魔的侵扰”。塞勒姆当然藏匿了恶魔，但这些恶魔更多是来自人间，而非来自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