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全人类的事业从殖民地到《常识》（第5/10页）

1691年，只会在小孩噩梦里出现的情景成为可怕的现实：人们认为巫术是导致他们疾病发作的原因，一个名叫蒂图巴的黑人奴隶和几个白人女性因此遭到控告。到了第二年，整个事态已经发展得不可收拾：邻居之间互相攻击，有些明显是在清算宿怨旧账。到后来，马萨诸塞总督不得不插手干预，解散了塞勒姆法院，而那时已有上百人受到审判，其中有14名女性和5名男性被定罪为使用巫术，遭到处死。戈登·马瑟的父亲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也是一位清教牧师，他目睹了这场集体的歇斯底里而感慨万分，在《有关邪灵的良知》（Cases of Conscience Concerning Evil Spirits，1693年）中，他谴责了女巫审判时所用的“幽灵证据”说。约翰·黑尔（John Hale）在《巫术性质浅探》（A Modest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Witchcraft，1702年）中也重申了马瑟的观点（图14）。黑尔是马萨诸塞殖民地贝弗利的一位牧师，他一直在积极起诉女巫，直到自己的妻子萨拉也遭到控告才收手。实际上，到1700年时，大多数新英格兰人也都停止了对女巫的控诉。

这些对塞勒姆女巫审判案的反对之声证实了——如果需要证实的话——人们对精英教会权威的反对。1699年建于波士顿的布拉特尔街教堂正表达了这种声音：这座教堂带头摒弃了只有上帝的选民才可以加入教会的观点。到18世纪中期，在“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背景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动在新泽西和纽约北部兴起，并且在18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在整个殖民地蔓延开来。一些激进的神职人员甚至连宿命论都予以摒弃，转而开始布道灵魂救赎论。

图14 约翰·黑尔《巫术性质浅谈》（波士顿：格林＆艾伦，1702年）。

改变无疑即将发生，这种改变与英国的殖民愿景密切相关，却又与其背道而驰。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态度受到重商主义心态的驱使，它关心的不只是殖民地的货物和贸易机会，还有英国自己本土的人口。1700年后，英国虽然没有公开阻止（娴熟工匠之外的）本土人口移民美洲，但也不再积极鼓励移民。尤其是在1718年颁布《输送法案》之后，除去将重罪犯人遣送到美洲，就不再鼓励移民了。

从殖民时代的早期开始，许诺更大程度的自由一直是吸引移民自愿前往新世界的动力，这种自由可以是宗教自由，可以是社会自由，也可以是纯粹的经济自由。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在移民最开始的几年里，她们有时似乎的确可能过上不那么受男权统治限制的生活。当然，这种可能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不同的殖民地、不同的环境以及不同的女性自身。切萨皮克殖民地最初的女性资源短缺让那些来到殖民地的女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权力，而当地较短的平均寿命既损害也增强了女性的权力。一方面，丧偶的女性也许获得了经济自由，但另一方面，女性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下去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在新英格兰，健康良好的自然环境也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家庭规模的增长。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也把女性限制在了家庭生活之中，只有极少数的女性能幸运地拥有厨房和育儿室之外的生活。

独立革命前的几十年里，随着经济、地理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殖民时代早期短暂出现过的女性独立的机会已经毫无影踪。到18世纪，90%的美洲殖民者依靠土地获取生活资源，大多数女性的生活都围着家庭、农场和农田转。从当时的日记里至少能够瞥见一些受过教育的人的生活。来自长岛的玛丽·库珀（Mary Cooper）在日记中详尽描述了自己充满繁重苦差的生活和持续不断的辛劳。1768年的圣诞前夜，她“累得要命”，“烘干、熨烫衣服，直到天将拂晓”。第二年的5月13日，她在日记中写道，“太多辛苦的工作”让她觉得“肮脏而悲痛”。两个月后（7月13日），她反思自己的生活，写道，“自从我离开父母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了40年，在这里我看到的只有苦工、忧愁和各种各样的磨难”。“我觉得，”她总结道，“来到这里，我离梦想中的天堂的确更近了，但除此之外，我各方面的状态都比40年前糟糕了不只40倍。”

玛丽的苦恼并不仅仅来自熨不完的衣服，从她八月份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线索。“我的心里燃烧着怒火和不满，”她吐露道，“缺少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还要一直害怕那些紧追不舍的债主。”和其他的许多人一样，除了贫穷，她还要面对疾病的恐惧。在当时，天花是切实存在的危险。虽然早在1721年波士顿爆发天花疫情时，戈登·马瑟就曾积极探索过抵御天花病毒的接种疫苗，但在50年后的长岛，接种疫苗仍然没有得到普及。1771年初的日记中，玛丽·库珀欣慰地记下女儿痊愈的情况，但也承认自己“曾经非常害怕天花”[7]。

疾病、债务和苦不堪言的体力劳动正是18世纪许多美洲白人殖民者的命运。新世界的财富从来都不是均匀划分的，随着殖民地的人口继续增长，扩张到内陆地区并且在东部沿海建立起城市中心区，生活上的不平等也愈加明显。这些不平等有性别上的、有种族上的，也有经济上的，很多情况下都是两种以上的不平等交织在一起。对女性而言，她们虽然生活在距欧洲四千八百多公里之遥的土地上，生活在新英格兰殖民地这种女性人数超过男性人数的地方，却仍然没有得到什么机会。尽管这里的男性都在为权力的界限展开激辩，质疑神职人员、议会成员和当权领主的传统的权利表达，这仍然不是一个平等主义的世界。18世纪早期的美洲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迎来了挑战与改变，但在许多宗教、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转型之中，仍旧有些东西一成不变。男性殖民者也许的确是朝着“美国人，这个新人种”发展，但克雷弗克给美国人归纳的“新原则”里还没有包含性别平等。新女性仍然需要等待，在有些州里更是需要等上很久。

当然，一概而论并不公平，毕竟1700年的美洲在地区、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都相当大。英属北美殖民地位于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欧洲强国的殖民地之间，在贸易上也夹在这两个与之都有过节的欧洲帝国之间，而其所处的美洲地区仍然是部分美洲土著部落的家园。1700—1770年间，这些殖民地的人口从265000增长到230多万。但事实上，美洲的总人口从1600年起就在递减，这是由于白人人口增长的同时，土著人口在不断减少，虽然两者之间并不总是具有因果关系。尽管具体估算数目不一，但一般认为1600年新英格兰的土著人口到1700年只剩下5%。这5%的新英格兰土著人口其实和美洲内陆的其他土著部落一样，并不愿意看到这些改变，但他们只能被迫适应这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