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士兵的信仰冲突与服从（第3/11页）

门罗的主张已经清楚指出，美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里的美国人已经不那么关心如何推销这座“山巅之城”，而是关心如何保护它。华盛顿在1796年的卸任演讲中警告美国人要避免与欧洲的纠葛，这一警告自从那个世纪以来便成为一种信条。不过，这一信条从未真正得到过检验，也就很快褪色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扩张主义。或者有人会说是侵略性的决心，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正在遭受金融危机，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海外市场。从这个方面讲，在19世纪最后十年间有时被称为“新”帝国主义的东西，其实不过是像美国这样在野心和矛盾中建立起来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美国最初的先行者们是为宗教和利益所驱使，才来到美国。

一个移民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远离国际事务，这本身当然是有些荒谬的。既然世界各地的人们决定来到美国，美国也必然要和与自己相邻的大西洋世界、太平洋世界产生联系，不仅如此，它还要和遥远的欧洲和非洲世界接触：既有的贸易关系和涌入美国的移民意味着即使美国在原则上宣扬隔离主义，但这一理念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实际上，确切地讲，正是由于外来移民的到来，美国才在19世纪末产生了帝国主义的念头。绝不是美国因为实现了征服美洲大陆的昭昭天命——1890年拓荒潮的“结束”暗示美国已经完成了这一使命——然后就直接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海外。

这种严整的论证是由艾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等人提出的。马汉是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他在1890年完成了《海上权力对于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一书。正如马汉所指出的，美国已经在陆地上建立权威，而出于利益、防御和权力的考量，现在是时候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海洋了。他认为太长时间以来，美国工业都只注重国内市场，这一做法“假定了一种传统的力量”，并且“被密封在了保守主义的信封中”。因此，这些工业现在类似于“一艘披上重重盔甲的装甲舰，但是马达落后、没有枪支，防御方面密不透风，但进攻上又孱弱无比”。不过，他认为“美国人民的性格并不符合这种迟缓懒惰的态度”，他预计“当美国企业理解了海外利润的机遇，它们将会打通一条通往那里的航线”。

马汉无疑热衷于用海军打比方。他甚至更热衷于这样一种观点：美国企业也许会建立一个美帝国，这个帝国与那些欧洲国家的企业抗衡——或者至少是并驾齐驱。马汉的观点大受欢迎。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国家正在被“瓜分非洲”的战争所拖累，虽然美国人很少认为自己应该介入到欧洲的混乱之中，但大多数人都对扩张的机遇充满期待。从另一方面讲，相比于其他一些人，马汉的主张也相对完善。从职业和志趣的角度，马汉都倾向于相信美国应该扩张自己的海洋力量，因为他察觉到了“世界整体局势的不安”，担心这种不安在长期意义上会给美国造成麻烦。他指出，如同之前一样，美国的安全依靠的是“自然的优势”，而不是“智慧的准备”，因此，他警告说：“很可惜，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在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获得与它利益相称的影响力。”[7]

对于牧师乔赛亚·斯特朗等人来讲，他们建立帝国的冲动，与他们对于移民会给这个国家造成不良影响的恐惧是相辅相成的。在美国内部，保障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政治和文化的支配地位——即“对这片土地的道德征服”——引领他们萌生了这种多少有几分野心的主张，他们认为，要想实现这一主张，最好的方式是在美国之外也进行反复的灌输。实际上，就像有一些总统——的确是世界上很多领袖——经常会通过聚焦国外事务来转移国内混乱一样，这一时期的一些美国改革者也提出了一个现代的、更加广阔的昭昭天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仅仅是在为自己的改革议程寻求辩护，并希望相比西部的土著人和扩张城市中的新移民来说，其他国家和人民更能接受其训教。从更大程度上讲，他们是一项事业的斗士，这项事业就是美国。

冲突的理念锻炼了他们的传道工作。在斯特朗的著作《我们的国家》一书的导言中，公理会牧师奥斯汀·费尔普斯（Austin Phelps）宣称：“要想拯救我们整个国家，就需要通过最严格的训练获得特定的军事品格。”费尔普斯心中的军事品格就是美国内战中所展现的那些。“宾夕法尼亚州的战役对于内战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就像是葛底斯堡战役对于宾夕法尼亚战争的意义，阿灵顿山一役对于葛底斯堡战役的意义一样，也正像是当前的机遇对于这个国家的基督文明的意义。”当然，斯特朗的书中专注探讨的就是民族主义这场战役。他强调说，美国人正处于“建立一个国家”的过程中，并且是建立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他是指一个讲英语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不同的民族）。正如斯特朗所看到的，美国已经走在了“国家的道路上”，因此注定会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伟大家园，也会成为他的权力最重要的栖身之地、他的生活和势力的中心”。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将从美国向外扩张，这无疑将使世界上的“下等人民”受益。他总结道，就像17世纪的祖先一样，“美国不是为了自己而奋斗，而是为了世界而奋斗”[8]。

1898年，这种以国家之名——实际上，也以世界之名——将军事与道德合二为一的视角不只是斯特朗和马汉这些才智之士在思想上的汇流。此时正值美国介入古巴的独立事业时期。古巴是门罗主义的一个例外，它实际上是西班牙众多殖民地里有待转手的一个。关岛、菲律宾、波多黎各也都在西班牙的司法管辖之内，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古巴才是麦金利在第一任期内面临的最主要争端的催化剂。介入争端固然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但解放古巴的战争使美国真正开始进入到国际实力政治的惊涛骇浪之中。

很多当时的报纸，诸如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纽约世界报》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纽约新闻报》都报道了西班牙的暴行。对于毗邻的殖民地人民遭受如此压迫，美国人感到非常愤怒，这种愤怒的情绪在麦金利竞选总统那年达到了顶峰。不过，总统最开始并不愿意让美国介入到这场冲突中。在很大程度上，公众对于战争的支持态度是被那些所谓的黄色报刊，尤其是两大媒体巨头之间销量战所怂恿的（图44）。1898年初，一次微小的外交过失——一封西班牙首相写给华盛顿批评麦金利的信件被报纸发表了——导致了一场重大的灾难。停泊在哈瓦那的美国缅因号战舰突然爆炸，超过260名船员因此丧生。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传言普遍相信这是一次西班牙人精心策划的破坏行动。“铭记缅因号！让西班牙人见鬼去吧！”这样的呼喊声表明了美国的态度。同年春末，美国加入到了这场战争之中。